新冠疫情大流行下美联储终结了运行了9年的货币政策框架。

由于长时间的“低增长、低利率、低失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美联储对已运行近9年的政策框架做了调整，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将原2%通胀目标调整为2%的平均通胀目标（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AIT） 。

在过去2%的通胀目标框架下，美联储只需关注当前的通胀预期变化，而现有框架为关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通胀水平，即若一定时期通胀持续低于2%，那么美联储会容忍通胀可以在之后的一定时期内超过2%。

曾几何时，美联储因击退高通胀而闻名于世。

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保罗·沃尔克，作为美联储主席（1979年-1987年在任），曾驯服了美国经济的“通胀野马”，恢复了世界对各国央行的信心。而时至今日，美联储却费尽心思抬高通胀。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9月17日，在美国大选前美联储的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后，澎湃新闻对日本第一大券商野村证券旗下研究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C. Koo）进行了电话专访。辜朝明被日本资本市场人士选为最受信赖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日本历届首相的座上宾，长期活跃于日美经济金融舞台第一线。

辜朝明的最新著作《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中文版，2019年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辜朝明详细阐释了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贸易的背景下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第二个阶段为黄金时代，即经济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社会进入到一个储蓄、投资、消费交互增长的状态。第三个阶段为辜朝明提出的一个独特阶段——被追赶时期（Pursued Era），即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在经过成熟发展期，进入到发达经济阶段后，会进入到被追赶阶段。

在辜朝明的评价中，中国在2012年左右就跨越了刘易斯拐点而处于工资水平显著上升阶段，即黄金时代（Golden Era）。在黄金时代私人部门投资机会充足，利率居高。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黄金时代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继而进入到被追赶时期。

美联储为何在此时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在辜朝明看来，美联储此番的调整源于在过去很多年里都没有达到2%的通胀目标，现如今又遇上了疫情。但辜朝明认为美联储的计划不会成功，因为时代不同了，现阶段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不再那么重要。

现阶段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不再重要，政府借款比央行更重要

澎湃新闻：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有何深意？这一调整会带来怎样的效果？

辜朝明：美联储的计划不会成功，因为时代不同了，现阶段的货币政策不再那么重要。过去50年里经济学者们所学到的经济学理论都告诉他们，货币政策是非常强有力的，他们不能接受在现阶段货币政策却几乎无用。

即便最终通胀水平能够达到平均2%，也不会成功。人们不去借贷并不是因为利率太高，而是因为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另一个原因在于，由于本国的薪资水平太高，于是资本流入到薪资水平要低得多的诸如墨西哥、越南等新兴市场，太多的资本投资到海外，而不是美国。因此，仅仅是利率的略微变化并不能改变信贷需求。

这是一个经济学家们尚未接受的根本的变化。30年前改变利率会有效果，是因为当时的投资仅在国内。而现在在日本、美国，资本可能更倾向于投资越南等新兴市场，此时利率已经不再是关键了，不再像过去一样有效，因为人们不再对利率的变化做出反应。

澎湃新闻：美股市值似乎对此作出了反应，屡创新高。

辜朝明：是的。日本和美国的家庭还是跟过去一样储蓄，但过去借钱的企业已不在本国借钱，而是到其他国家投资，例如越南。如果你是银行的投资经理，你收到的存款是来自本国的出现，可过去找你借钱的企业却不再借钱。他们都不在国内投资，而是到国外去投资。你又必须把钱拿去投资，便只能投资现有的资产标的，也就是诸如股票、房地产等等。这便会导致很高的资产价格。所以这样做，既不创造通胀，也不创造GDP，而是制造出很高的资产价格。 

澎湃新闻：美联储此次调整主要由于长期经济潜在增长下降、全球总体利率水平下降、疫情前就业市场表现强劲以及菲利普斯曲线趋平这四点原因。“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说明了什么？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辜朝明：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再与之相关。因为相关的不是国内的劳动力供给，而是全球的劳动力供给。国内的薪资水平增长，导致国内的资本实际上在使用国外的劳动力，因为他们不想在国内付很高的薪资。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的关系至今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迟迟达不到过去一样的通胀水平——企业的资本使用的是国外劳动力，而不是国内的劳动力。因此，不仅经济增长放缓，通胀也会大幅低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

澎湃新闻：美联储政策框架的改变首先意味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更大。在过去美联储曾因抗击高通胀而闻名于世，这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央行职责的彻底改变？是否是对传统货币政策理论的挑战？

辜朝明：货币政策原本是很重要的，在100年前它还可以阻止银行业危机。在黄金时期，企业有强烈的借贷需求，通胀会因而走高，央行便需要学会如何阻止通胀。不过，央行的成立从来都不是为了抗击通胀。现如今，发达经济体已不再处于黄金时期，而处于被追赶时期（persued era）。在被追赶时期，企业会更愿意到境外投资，而不是境内，高通胀不再成为问题。央行也就没有过去那么重要。

人们仍然非常关注央行，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很重要。可是我认为，一旦经济体从黄金时期进入到被追赶时期，央行就不再那么重要，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要。在黄金时期，私营部门有很多投资项目，他们想要借钱，就会导致很高的通货膨胀。在被追赶时期，也就是发达经济体现在所处的阶段，私营部门没有那么多借贷需求，而家庭部门仍在储蓄。如果私营部门借贷不够，经济就会崩溃。那么在被追赶时期，需要政府来补位，政府成了最后的手段。央行是最后的贷款人，但我们现在不再需要了，我们需要的是最后借款人。在黄金时期，央行非常重要，而在被追赶时期，政府借款实际上比央行更重要。

澎湃新闻：美联储还大幅上调了对美国的经济预期，多家机构也上调了多国的经济预测。这是否意味着情况其实没有在疫情暴发之初所预料的那么糟糕？

辜朝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企业得到了很多救助。这些企业存活了下来，如果疫情继续，政府又不救助这些企业，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国会不通过新一轮的额外救助，很多人会因此失业，我们或许会看到成批的企业破产。上一轮纾困计划中，政府救助了企业，这些救助快到期了。除非很快会得到更新，这些救助不会持续很长时期，目前看到的数据便不会持续很久。

如果你看股票市场，银行的股价表现并不太好，而苹果、亚马逊等科技企业却表现得很好。因为人们担心，如果政府停止救助那些企业，就会出现突然的大幅破产，银行会损失惨重。美国的银行虽然较之前表现好一些了，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如果国会拒绝采取额外的措施，接下来几个月我们仍将面临很多问题。

通胀目标制基本上无用，反而会制造资产泡沫

澎湃新闻：美联储做出调整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通胀水平太低。你认为是这样吗？抑或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辜朝明：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黄金时期需要警惕通胀，但在被追赶阶段，企业不再在国内借贷，通胀会变得很低。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接受如此之低的通胀水平，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中央银行不应该执着于2%的目标，这只是一个人为设定的目标，并不是实际情况的自然呈现。如果央行试图这么做，即便我们能达到2%的目标，可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资产价格高企，甚至是导致资产泡沫。我认为央行要接受，在这个阶段通胀需要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

澎湃新闻：原英国银行行长默文·金曾表示通胀目标制是一个因应策略。你认同这个观点吗？或者，你并不认可通胀目标制？

辜朝明：在黄金时期，我认为通胀目标制是必要的。但在现阶段——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通胀目标制基本上无用。我与默文金在2008年-2009时，也就是次贷危机期间有过很激烈的争论。他说他可以很快制造出通胀，我当时就说他是错的，你做不到。事实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后来，我在东京又见过他，他承认我的论证是对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去借钱，人们又还在存钱，这就是为什么通胀总是起不来的原因。而且在现阶段，采取通胀目标制还会制造出更多问题，例如资产泡沫。

澎湃新闻：我们可以说当前进入到量化宽松（QE）的新阶段了吗？如何评价这一轮货币宽松政策？

辜朝明：我们现在还面临着疫情大流行，这是一个自然灾害。当处于自然灾害中时，你需要投入很多钱。虽然这一轮宽松政策也被称为QE，但这是一种不同的QE。这种QE是在确保企业的流动性，确保人们能够吃饱饭。这样的QE很有必要，也不会引发通胀。政府和央行所做的是阻止经济崩溃，确保家庭和企业有流动性可以存活下去。我不会把这一次与此前的QE放到一个类别里。当前的QE是必要的。但一旦当疫情结束，应该逐渐退出。

欧元无法挑战美元霸权，菅义伟能继续推进安倍的结构性改革

澎湃新闻：欧盟成员国最终达成了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救助计划，这是否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 

辜朝明：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按照欧盟的协议，所有欧盟国家的财政计划都由本国自己决定，而不是欧盟委员会。这一次各国受到疫情冲击，在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本国财政难以提供支持，而同时又不断有人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尤其是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们有可能会脱欧。欧盟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一旦意大利和西班牙脱离欧盟，欧元区必将解散。所以他们最终在欧盟委员会达成了与欧盟协定并不一致的协议。这是一个巨大且积极的变化。

不过，我很怀疑这是否会成为一种常规政策。达成这个协议的过程很艰难，一方面，奥地利、瑞典、丹麦和荷兰是反对欧盟拨款的；另一方面，这个救助计划中只有3900亿欧元是救助金，另外3600亿欧元将以低息贷款形式发放。贷款的部分其实并不太有用，贷款需要得到批准，这对需要救助的国家来说并不太够。所以这么看来，这次的救助方案还是一次性的。主要还是由于很多欧洲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欧盟必须要做些什么，但并不会成为常规性政策。

澎湃新闻：这是否会成为欧元挑战美元霸权的历史性机遇？ 

辜朝明：完全不会。欧元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挑战美元霸权，但这不会发生。欧洲央行仍然不够透明，欧元还是不够可靠。在美联储系统，7位美联储理事一同在华盛顿的办公大楼里工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中还有5位地方联储官员投票。这7位理事经常在一起交流，所以通常这7位能达成一致，剩下的5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只要看这7位理事（的言论），基本就能知道美联储将往何处去。而欧洲央行委员会由执行董事会和12个欧元国的央行行长共同组成，执行董事会又由行长、副行长和4名董事组成，你很难追踪每一位央行行长和官员的意见。因而相比之下，欧洲央行远没有美联储那么好理解。若要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央行，必须要足够透明。

澎湃新闻：在这期间，日本也迎来了一位新的首相。菅义伟是否会维系安倍此前的经济政策？

辜朝明：安倍和菅义伟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是菅辅佐安倍成为首相的。因此菅很可能会继续安倍的政策，且主要是在结构政策上。疫情暴露出日本的很多地方落后了，尤其是在科技领域，日本落后于中国和韩国，菅能想办法让日本赶上。菅是那种能把事情搞定的人。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他不是纸上谈兵的人，而是能把事情做好的人。如果要搞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他能做到。他是一个好的选择。

澎湃新闻：回顾过去的8年，安倍经济学成功了吗？

辜朝明：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目前来看，货币政策是失败的，不仅没有达到2%的通胀目标，8年了日本的通货膨胀到现在也只有0.5%。财政政策又不够连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开始举债，经济恢复了，又开增消费税，如此周而复始。这“第二支箭”原本应该是很有效的，可并没有被有效地使用。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政策改革。它为安倍经济学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也是安倍和菅义伟共同完成的，即放宽对亚洲游客的签证准入：通过修改签证要求，允许亚洲的游客进入日本更加容易。这确实改变了日本。亚洲游客蜂拥而至，到日本来旅游购物。2012年时入境外国游客只有800多万人，到2018年就超过了3000万人次，成果斐然，成为日本经济中光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