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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回顾-重要历史快照

活在今天的抗日战争

时间:2024-07-06 16:46来源: 作者:admin 点击: 9 次
2015年8月18日,浙江省杭州市,参观者在观看介绍慰安妇的相关图片。联合国成立的历史资料图狼牙山五壮士雕塑王二小一处抗战博物馆展示的远征军将士雕塑墙2012年9月29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小学,活在今天的抗日战争--新闻报道

联合国成立的历史资料图

狼牙山五壮士雕塑

王二小

一处抗战博物馆展示的远征军将士雕塑墙

2012年9月29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小学的学生挥舞国旗和党旗在一起唱《国歌》,庆祝新中国63华诞,喜迎党的十八大。

2012年9月15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许多人记住了李昭的身姿:手持一块纸板站在西安的马路上,纸板上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调头”。这张令人动容的照片,在微博上被转发10余万次,网友评价:“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色。”

位于左权县的左权雕像

国歌:起来!

它出现在正式集会的礼堂,它出现在周一学校的操场,它飘扬在世界体育竞技的最高领奖台上。

这首1949年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被每一位中国人所熟悉,每当音乐响起,人们习惯站直了身子,随着节拍大声跟唱。

这首歌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诞生于1935年。阴云密布、危难当头的革命低潮时期,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非常想创作出一首像法国《马赛曲》那样提振士气的进行曲。在民族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这首作品在创作之初就蕴含着反抗和斗争的基因。

后来,这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传唱的范围并不限于中国人。它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灌录成唱片,当地人把这首歌称作《起来》。其中,最知名的一个海外版本来自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

它是抗战时期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虽然我们不再需要冒着敌人的炮火,也不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但万众一心呼喊“起来”的场面,始终是关于反抗、关于团结的最好注解。(杨杰)

联合国:硝烟中孕育的愿望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也快70周年了。

1945年8月21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签下名字,正式批准《联合国宪章》。那正好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6天。宪章的序言里第一行就写着: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近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70年过去,我们已经习惯了“联合国”这个词出现在重要的国际新闻里,出现在慈善活动中,甚至是出现在明星们呼吁民众关注弱势群体的广告中——只是,在很难有哪个星期看不到关于“联合国”消息的如今,多少人还记得,它是孕育于反法西斯硝烟中的国际组织?

谁还记得它最初的愿望?

1941年夏天,正是轴心国看上去强盛得势,而同盟国身陷四面楚歌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约着在大西洋上的某处碰面,谈及未来。“在纳粹暴政被消灭之后”,后来公布的《大西洋宪章》写道,“他们希望能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生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第二年元旦,秉承这一宗旨,中国的宋子文、苏联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与他们俩一块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当看似不可战胜的“轴心国”在战场上节节推进时,从“建立和平”的这个愿望出发,联合国的骨架与血肉也在一次次讨论中被不断完善。最终,在1945年6月,在旧金山,包括5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50个国家递交了《联合国宪章》的最后草案——这份草案由44国法学家委员会起草,宪章中的每一部分都得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各成员国代表的表决通过,为此旧金山会议持续了两个多月,大大小小的会开了400多个。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联合。

“如果我们没能够好好利用它”,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们便是背叛了那些为之牺牲,以让我们能自由、安全相聚于此并创造出这部宪章的人们。”

在上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的滚滚硝烟中,已经有人把眼光放到了战胜之后更遥远的未来世界。他们努力构造了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战后新世界”:一个能够保障所有国家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一生的理想社会。

这个愿望的保障者,便是联合国。而那份《联合国宪章》上的首个签名,便来自中国。70年前,在旧金山会议上,人们一致同意,让承受轴心国侵略时间最长的受害国的代表,在这份旨在永久保障和平的宪章上,第一个留下他们的名字。(黄?P?)

张自忠路:如今只道是平常

每一场历史洪流过后,总能留下一些印记,地名便是其中最让人可感可知的一种。

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襄阳和聊城等地,都有“张自忠路”或“自忠路”,它让人们想起抗日名将张自忠。也许在你老家,也有这么一条“张自忠路”。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你在“张自忠路”上能做的事,稀松平常:与家人逛街,约好友吃饭,看一场电影……这个人名已融入地名,成为一个代号。

但1940年5月,当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战死之时,举国悲恸。他的遗体送至宜昌,日本轰炸机在上空盘旋,仍有十万市民上街送殡。

多年后,宏大的历史已经远去,时间也已冲淡鲜血,融入了路牌的“英雄”沉默不语。但此时此刻,走在“张自忠路”上的这份平常快乐,是否正是英雄最大的心愿?(程曼琪)

九三学社:不仅仅是数字

总有一种情怀让人泪流满面,也总有一些数字值得铭记。

比如九三,加上1945的前缀,这串数字就变成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70年前的这天,一个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团体在重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九月三日这个日子命名,建立“九三座谈会”。

许德珩、劳君展、梁希等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很多进步人士,都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他们经常聚会座谈。那时的重庆,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日军大举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国统区军事、政治、经济危机全面加剧。“民主科学座谈会”坐不住了,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自己的立场:主张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科学精神,倡导“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并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

1946年5月4日,联络科学、教育界进步人士的“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的成员参加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如今,作为重要的民主党派,它关心着国家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就像“九三”这两个数字,虽然简单,却承载了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最深切的关怀。(袁贻辰)

抗战博物馆:“沉睡”地活着

国内有多少个抗战博物馆?在百度地图上,能看到密集的红点点。

抗战博物馆是物态化的历史,让后人触碰,感知战争与人性的温度。它同时也是战争的证词,言之凿凿。可真正“活得好”的抗战博物馆不多。很多抗日博物馆人气冷清,近乎于“沉睡”。江西德安万家岭大捷纪念馆,展厅空旷,碑刻雕塑大面积生锈,部分图片严重褪色;辽宁抚顺某旧址纪念馆的建筑群已被居民楼“掩盖”,违章搭建几乎延伸到了展馆的院子。

难道,人们已经忘却了这段历史? 并非如此。一个中学生网友一语道破其中尴尬:都是四四方方的大房子,外面是英雄群像雕塑,里面是白墙黑字灰图片。文字图片多,身临其境少;教条背书多,情感讲述少;耻辱灾难多,民族抗争少。

其实,在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依然有人被抗战老兵的手印震撼,久久不愿离去。在民间,一位雕塑家甚至愿意自己出资百万,跋山涉水为远征军老兵雕塑群像……

时代在变,纪念的方式也该转变。毕竟,抗战博物馆装载的是与人性有关的历史,它们需要更有温度的呈现。(张莹)

教科书里的抗日故事:活在永远的童年里

几十年里,几乎每一个一年级小学生都上过《王二小》这一课。

学习这一课的时候,我们都是戴着红领巾、满脸鼻涕的小娃娃,腰板直直地坐在低矮的课桌前,眼睛随着语文老师的动情的朗读飞转。尽管课文的最后“八路军消灭了全部敌人”,但是课文中间“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杀害了小英雄王二小”,我们知道王二小再也不会醒来了。那些带着拼音的汉字,成为我们在语文课上读到的第一个悲剧,再也不会醒来的“王二小”让我们如此难过。

还有,《小英雄雨来》的死里逃生。“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屋子里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军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问雨来说:‘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他突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雨来不说一个字。讲到最后,气得暴跳如雷的鬼子嗷嗷叫着:“枪毙!拉出去!”

年轻的小心脏随着高潮的到来扑通扑通跳个不停:雨来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悲惨吗?直到雨来从芦苇荡里露出小脸,我们才终于放了心。还有聪明勇敢的小兵张嘎、送鸡毛信的海娃……这些教科书里的抗日小英雄或英勇就义、或机智逃脱,他们以各种形式活在父辈的童年,活在我们的童年,也将继续活在下一代的童年。(杨杰)

抗战老兵:历史拼图正在消失

70多年前,年轻的他们在战场上冲杀,用鲜血捍卫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走下战场后,他们多数退伍转业成为普通人,带着身体里留下的炮弹残片。

如今,那些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抗战老兵已到暮年。健在的老兵不足万人。他们平均年龄已逾90岁,相当一部分人生活条件有限,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民众捐赠善款、志愿者送温暖、政府提高生活补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他们都渴望诉说,渴望留下些什么。”口述历史记录者赖恩典说。谈起炮弹、枪械,老人们总是滔滔不绝。对参加的战役、部队的番号、首长的名字,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收集老兵口述史的志愿者团队形容自己在“与时间赛跑”。如今,几乎每一天都有10名左右老兵带着沉甸甸的记忆默默离世。而每一个历史亲历者的去世,就意味着一块历史拼图的消失。倾听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对这些沉默太久的老人的莫大慰藉,也是为子孙后代记下一份鲜活真实的历史。(陈轶男)

慰安妇:向“不宽容”致敬

于她们而言,美丽是最大的危险。日军的铁蹄踏进村庄,素有“盖山西”美貌的侯冬娥被搜出带走,裹着一双小脚的张先兔被从婚床上掳去……而今,“慰安妇”成了还活在今天的历史名词。在这片早已恢复了和平的大地上,姑娘们忙着工作、打扮、恋爱。而在那场泯灭人性的暴行中,中国有20万妇女惨遭日军蹂躏。

柔弱而美丽的女性,受到最大的伤害,又以最大的坚忍生存。年轻时,她们面对暴行无力反抗,却在耄耋之年勇敢地站上法庭,要求施暴者道歉。

时至今日,日本各级法院均判决政府不承担责任。“盖山西”和她饱受折磨的姐妹们,带着更多难以言说的创伤,入土却不能为安。暮年的她们正在逝去,历史碎片的一点点活证据正在消失。

对于施暴者的拒不认错,她们绝不宽容。我愿向她们的“执著”致敬。(陈墨)

日语老人:语言的烙印

在大连、旅顺乃至整个东北,白发苍苍却能说流利日语的老人多到不可计数。

92岁的王文生就是其中一个。他几乎失去全部牙齿、头发和行动能力,他嗫嚅着说话,但日语依然流利。

在他还是读书郎的年纪,日本已经“租借”中国大连和旅顺数十年,尤重殖民教育。王文生家贫,四年级时进了日本人办的学堂。

他曾被保送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可穷到没路费,却让他躲过了1945年的那枚原子弹。日本投降后,他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直到退休。

在东北,有无数个“王文生”老人。曾任外交部翻译官的乔世良也曾口述自己就读旅顺学堂的历史。

如今,仍有极端爱国者质疑他们“为什么不拒绝奴化教育”,但谁又能穿越近百年的时光,在破碎山河间,给那群渴望读书的少年更多选择?

在和平静好的日子里,王文生上过谁家的学堂早就不再重要。只是偶尔要说些不想儿孙明白的“悄悄话”时,他和妻子会用日语交谈。

可见战争残酷一尺,生活宽厚一丈,多少惨烈与不堪的记忆,最终都会被庸常又伟大的生活消解。当王文生们逝去,我们要做的,也许正是继续保护这份“日常”。(秦珍子)

抗日神剧:被娱乐玩坏的历史

前些天看到一个新闻,炎炎夏日,横店影视基地一天之内就有8部“抗日剧”同时开拍。看来不久之后,电视荧屏上又会袭来一大波“抗日神剧”。

这一次,不知道编剧、导演和特效师又将开启怎样的脑洞,以超越前人留下的“手撕鬼子”“8年神预言”和“一枪打到200里外”的江湖传说。

频频出现的情节谬误和离奇的角色设定,已使“抗日剧”从传统印象中的正剧,走向了“武侠剧”“魔幻剧”“科幻剧”或“偶像剧”的不归路。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娱乐,抗日剧作为电视剧的一种,有娱乐因素本也无可厚非。但当荧幕被同质化的娱乐性远大于历史性的“抗日神剧”霸占时,事情就不那么“娱乐”了。

我们的影视业,真的只能拍出“被娱乐玩坏的历史”吗?我们的观众,真的只能欣赏“被娱乐玩坏的历史”吗?

影视制作者和观众,不妨都想一想:我们今日所为,亦是明日的历史。(程曼琪)

抗日老电影:英雄的启蒙

抗日老电影中的战士,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屏幕上的英雄。小学时的我们,戴着红领巾,排着队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为《地道战》中老乡们的机智叫好、为直面鬼子的《小兵张嘎》捏一把汗,直直盯着屏幕,甚至忘了吃手里的零食。

八路军打鬼子,作为最早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那些电影中的故事,糅在跳皮筋的歌谣、平时的游戏里,也成了战后几代人童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老电影,第一次让我们见识到牺牲。大屏幕上,狼牙山五壮士飞身纵下山崖,每每恐惧伴着鬼子进村的音乐出现,都会有战士高喊:“不要管我,我掩护!”

屏幕前的我们,尽管早就知道结局是“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仍然不禁揪着心。而70年前战火中的他们,饿着肚子,拿着远不如敌人的武器,毫不犹豫地扑上敌阵,而这,并不是电影。

你、我、我们,都是在他们的掩护下走到今天的。荧幕上的英雄,把英姿定格在黑白胶片上。通过这些老电影,那些为了你我能过上平凡生活而不得不成为英雄的人们,永不落幕。(陈墨)

抗日游行:请与理智为伍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无疑给近代中国留下了一段无法抹平的创痛。以至今日,在中日关系产生摩擦冲突之时,依然会爆发高喊“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日本滚出钓鱼岛”等口号的抗日游行。

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游行中,一些人发现自己的同胞成为被攻击的靶子。一位大姐参加抗日游行后,回到停车位却发现自己的日产车被砸了,不禁掩面而泣。

爱国从来都不是虚假的口号,义愤填膺的游行,应该是清醒理性地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借着爱国的旗号来宣泄内心的邪恶,释放对暴力的狂热。

请理性,请不要用暴力行动向当年犯下暴行的日本抗议。(陈轶男)

左权县:不只是左权

在我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有8个县以人名作为地名,左权县就是其中之一。

为纪念抗战期间在此牺牲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当地百姓请愿以更改家乡名称的方式,将左权和他们联系在一起,烙进他们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一生。

如今的左权县,不仅有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左权将军烈士陵园等缅怀先烈的场所,就连县城最大的广场都要叫做“将军广场”,时刻提醒人们铭记左权的故事。

在1942年的那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们,有些像左权一样留下了名字,更多的人则来不及确认身份,便被草草地葬在异乡,渐渐被人遗忘。

50年后,一个左权县的普通村民,在院子里挖到一具战士的遗骨,倔强的他从此便踏上了为左权县的抗战烈士遗骨寻亲的道路。这条路一走就是20年。他找到的遗骨,有八路军音乐家,也有跳崖殉国的普通八路军战士。

左权的女儿说:“战士们都是英雄,不应该提到十字岭战役,似乎只有一个左权。”

那些被找到的遗骨的掩埋处,正是左权牺牲的地方。(杨海)

汽车靠右行驶:不远万里而来的人

这好像是再平淡不过的事情了:大街上,所有的机动车、行人都沿着道路右侧行驶。

然而,如果你把时光倒流回7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车辆都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巡警部制定《交通暂行规则》时就定下的老规矩。但在二战末期,平衡被大批来自大洋彼岸的小伙子打破了:前来援华的美国军人,开着他们的军车,带着海量的物资,跌跌撞撞地上了左行的中国路。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早已习惯了右行。

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场面。1946年的《申报》回忆说,抗战前夕,“军用汽车云集”,常有行车秩序混乱发生,有时甚至“肇祸伤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此给行政院发了一封电文,建议全国一律靠右行走,这样可以“节省改装,减少肇事”。之所以“节省改装”,是因为那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式汽车,改装一部车可能会增加五分之一的成本。

终于,自1946年起,中国大街上的汽车都开始靠右行驶,这一习惯延续至今。

虽然并没有什么人会想到,这大街上司空见惯的景象,来自70年前不远万里而来的美国年轻人。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给战后的中国带来了改变。(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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