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震培 盛书琪｜近代报刊曲艺资料整理的意义和研究视角

2024-07-25 10:04

发布于：山西省

近代报刊曲艺资料整理的意义和研究视角

鲍震培 盛书琪

作者简介：

鲍震培，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盛书琪，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晚清至民国时期京津沪报刊曲艺资料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1BB029)阶段性成果。

摘要

近年来，随着近代报刊数据化的体量实现，学术界对报刊艺术史资料的整理研究项目也在提速。20世纪上半叶作为新兴媒体产业的报刊，与大众日常生活和城镇娱乐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和互动，其所载曲艺资料具有大众文化主流性强、传播度广、样式丰富的特点，论文从田野与文献结合的视角指出报刊曲艺资料整理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并从研究方法层面探讨如何从文献整理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提升报刊文献中有助于学科发展的理论营养。

关键词:近代报刊；曲艺；资料整理；研究视角

一、盘查家底：民国时期曲艺文献材料缺口大

自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问世以来，古代曲艺文献的收集整理得到俗文学学者的极大重视，70年来研究曲艺的著名学人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陈汝衡、关德栋、程毅中、段宝林、薛宝琨、车锡伦、黄仕忠、耿瑛、倪钟之、李豫、唐力行等，在他们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如鼓词、话本小说、扬州评话、相声、子弟书、宝卷、二人转等，做了大量梳理篇目、钩沉史料、厘清脉络的工作。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弘扬，学人更多关注曲艺说唱文本的搜集和版本考证，如山西大学团队对北方鼓词和南方唱书的收集，编著《中国鼓词总目》《清代木刻鼓词小说考略》等，中山大学团队的《子弟书全集》及广东木鱼书研究，扬州大学团队的中国宝卷研究，北京大学团队的常熟宝卷文献研究，苗怀明、崔蕴华、盛志梅等学人对海外所见中国曲艺文献的整理、清代弹词文献整理等。另有广州大学团队的“中国历代民间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然而其学术着力点依然在于古代曲艺说唱文学(最晚到民初)，其主持人纪德君在《百年来说唱文艺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也认为目前存在“古代说唱文艺资料的搜集相对较全，而近现代说唱资料的搜集较略”的问题。对散见于民国多种报刊上的曲艺资料，学界长期以来并未能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整理，造成曲艺研究存在“厚古薄今”和“古今脱节”的现象，近现代曲艺研究由于资料欠缺，出现了科研成果的学术含金量低的问题。

近代中文报刊诞生于1815年，于晚清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民国报刊总数达40000种以上，其中报纸4000种，期刊36000种。报刊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直接表达政治诉求，传播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信息的最重要的载体，其中蕴含的丰富而独特的史料，更是其他类型文献不能替代的。报刊因其逐日刊行与追踪时事的特点，最大限度逼近社会生活的原生态，成为后人了解社会各种细节的重要资料库。报刊研究是晚清至民国文学文化史研究异于之前的古代文学文化史研究的独特领域。近年来，报刊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并出现了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如：以特定报纸或期刊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某一类社会生活主题，如《〈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刘淑玲)；以某种特定报刊戏剧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如专著《〈大公报〉戏剧资料选集：1902—1949》(杨秀玲)、《〈立言画刊〉京剧资料选编》(陈志明、王维贤)，论文《〈立言画刊〉与民国京津地区的戏曲传播》(单永军)、《〈北洋画报〉戏曲资料浅析》(王兴昀)等。

曲艺研究方面，较早注意到民国报刊资料的是天津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梓钰及其团队。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曲艺志·天津卷》和《天津曲艺音乐集成》撰写过程中，他们查阅了大量的京津报刊资料，在《天津落子馆及小班考》《京韵大鼓考》《天津时调考》等论文中大量引用了《大公报》《游艺画刊》《庸报》《星期六画报》等多种报刊资料，可惜他们并没有把收集到的民国报刊文献汇集出版。由于缺少民国曲艺资料，民国曲艺史论研究难以开展。2016年出版的《民国曲艺史》并未引用一条民国报刊资料，原因是图书馆里的民国报刊不开放查阅，被判为“黄色”。其作者蔡源莉在此书《自序》中说：“民国时期‘黄色’的‘花边小报’内容中，就包含有曲艺艺人生平，当时观众的观感，对他们艺术、作品、人品的评价，这是研究民国曲艺史的重要的资料。”作者虽然借助中国曲艺志集成完成了论著，但其也对未能使用民国报刊资料进行佐证深表遗憾。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倪钟之著《中国相声史》中论及1944年侯宝林在天津事，即转引刘梓钰文中所引之民国报刊。在“媒体对相声的传播”一节中说相声传播只有京津两地的画报《立言画刊》《三六九画刊》《天声半月刊》《游艺画刊》寥寥数篇，并断言南方没有相声方面的文章，实际上现在我们仅在报刊数据库即查阅到相声材料达千条以上。鉴于以上情况，老一辈学者无法查阅旧报刊是历史客观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亟须吾辈学人努力尽快改变之。

近年来以特定报刊曲艺资料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逐渐增多，赵乐的《从〈游艺画刊〉看1940年—1945年天津音乐生活》采用《游艺画刊》资料论述天津曲艺音乐，鲍国华的论文《天津〈大公报〉载相声史料简释》从特定报刊角度整理了民国相声资料，《书场内外：新见〈申报〉所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考释》(王丹、许建中)考释了有关扬州评话的十六则史料等。

有的论著标题虽未出现“民国报刊”字样，但主要论据参考了民国报刊曲艺资料，如：《论二十世纪以来曲艺音乐文化在天津的变迁——以北方鼓曲为例》(黄珍硕士论文)，其主要论证材料来自民国报刊；《论近代以来相声演出载体的变迁》(苏全有、王淑杰)一文内引证《大公报》《时报》《三六九画报》等民国报刊的资料达18处之多；《近代北京的平民社会——以相声为切入点的考察1900—1950》(李小东硕士论文)引证了《益世报》(北京)等民国报刊的资料达68条之多。

民国时期，以京津两地为代表的北方曲艺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奠定了今天的格局。民国报纸上有大量的曲艺资料及艺人演出、生活的相关报道，而现在学界多利用图书、期刊类文献对曲艺进行研究，对报纸文献的系统利用远远不够。特别是曲艺是一种和大众关联度非常高的艺术，而报纸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对民间艺术的关注度也非常高，这两种因素相契合，直接决定了报纸文献对曲艺史研究的重要性。

但长期以来北方曲艺民国文献研究非常薄弱，而南方评弹研究走在前面，唐力行教授牵头出版了《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其中上卷涉及晚清民国报刊、档案、方志等载评弹文献资料若干。唐力行团队历时15年，把苏州评弹研究推到前沿标杆的学术地位，为曲艺学科化走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其课题侧重于社会史，其所辑录的资料并非全部，偏重艺人与社会交往、行业组织、演出场所、票友票房、广告报道、社会教化等内容，而涉及弹词艺术本体的资料，比如介绍弹词起源、唱腔艺术、流派风格、练功、表演经验，书(曲)目传承等相对较少。而且苏州评弹只是曲艺几百种门类之一，且流传囿限于苏沪江浙地域。为此，有必要把报刊资料的搜集整理重点放在更为广大的北方曲艺领域，以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扩大研究领域，对发祥于京津，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曲种艺术资料进行“竭泽而渔”的蒐集汇总和整理研究。

晚清民国报刊曲艺资料整理研究意义非凡，可以弥补中国曲艺史缺失的重要一环。从研究方法上注重翔实考据，从而使曲艺基础理论增强学术的客观性、科学性、逻辑性，从根本上改变因袭照抄、主观臆断、以讹传讹的不良状况，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都应是甚为可观的。

二、存量丰厚：民国都市报刊与曲艺的互动传播

在场传播是曲艺传播的本原，在近代报刊催生的大众传播浪潮出现之前，在场传播是曲艺传播的主要手段。戊戌前后，我国民报勃兴，打破了儒家正统话语权力的垄断地位，历史性地开启了体制外的公开讨论和合法批判空间，社会话语权开始转向公众。而在这一信息传播机制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清王朝的衰亡和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涌入，救亡图存的文人知识分子意识到封建皇权的颓顷和报刊等大众传媒的正面价值，迫切地想通过办报寻求“开风气、牗民智”。于是这一时期，办报高潮迭至，大批报刊涌现。与此同时，一系列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及国际汉学研究中俗文学研究的兴盛，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曲艺等俗文学的地位，曲艺进入报人视野。而这一时期，近代曲艺空前繁荣，成为近代社会主流的文化娱乐方式，其覆盖面极广、传唱度极高的群众基础以及哭笑为戏、吟说世情的艺术特质，自然地成了报人用以对长期浸润在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高压政策下的闭塞且缺乏教育的民众群体的宣教载体。戏曲曲艺逐渐成为开风气、牗民智的理想社会资源。

曲艺与近代报刊结缘，导致各类刊载曲艺信息的报刊大量出现，如京津沪地区的《新天津报》《立言画刊》《北洋画报》《庸报》《锡报》《新世界》等。刊载曲艺类资讯的报刊更是不胜枚举，除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中央日报》《益世报》等外，还有华北地区的《歌与剧》《蒙疆新报》《青岛晚报》、东北地区的《戏曲新报》《哈尔滨五日画报》、西部地区的《国风日报》《甘肃民国日报》《成都晚报》、中部地区的《武汉日报》《湖南妇女报》、东南地区的《银晶日报》《星报》等，可谓遍布全国。

近代报刊多数主要集中在天津、上海和北京(北平)三大城市。彼一时期，三城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非常密切，无论是“北京发生新闻，天津传递新闻，上海发表新闻”的传播途径，还是有名的艺谚“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包银”，都表明了当时的都市化进程与大众化的娱乐时尚是完全同步的。近代社会的都市化进程和市民文化繁荣，加上民国时期艺人流动作艺的特点，形成了戏曲曲艺的码头文化，具有全国影响的北方曲艺如相声、京韵大鼓、单弦、河南坠子、山东快书等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也有活跃度，京津曲艺艺人经常受邀到上海、南京等地演出，当地的报刊也会有诸多报道记载和评论。

20世纪上半叶，曲艺和戏曲一样，是近代社会大众化的主流的娱乐方式，艺人流动作艺，从乡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曲艺关系到上亿人的文化生活和成千上万以此为生的艺人生计，这与今天的情形迥然不同。报刊作为直接关照民众生活的大众传播形式，是新兴的发表言论的载体，也成为都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兴起很多新的艺术形式，另外女演员也因清末以来男女平权运动的影响而极大崛起，并受到了视新闻为生命的报章媒体的密切关注、报导和评论，报刊成为“捧角”文化的新兴驿站。另外一个新兴文化产业是无线电，无线电1922年始于沪上，1925年兴于津门，30年代以后商业电台游艺皆以戏曲曲艺为主，上海电台则以评弹为主体，“有电皆广告，无台不说书”。广播电台的兴旺促生了专门的报纸，如天津的《广播日报》，有的报纸更是以此为看点，辟出专门的版面刊登广播资讯，如天津的《中南报》等。

为了说明报刊曲艺资源的体量广博，列出以下两个表格：

可以说，曲艺借助近代报刊突破了传统在场传播模式对曲艺传播的时空界限，扩大了受众范围，曲艺在适应新的传播方式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自身的艺术形态并扩展了其外延，最终完成了“近代曲艺向现代曲艺”的转型。故这些海量的报刊是后人研究近代曲艺的珍贵史料，在描绘近代曲艺生活上颇具参考价值。虽然在体量上，杂耍(曲艺)界的资源存量没有梨园界那么庞大，但是可供开采的“富矿”和可供深挖的“好料”也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还有很多是不为人知的“缺货”，研究前景十分好。

三、细化略说：报刊曲艺资料的主要分类

(一)动态资讯类

艺人动态、演出资讯，篇幅短小，纳入游艺栏目。从报刊的标题和内容可以体察当时民众娱乐的兴奋点：有什么外埠的艺人来献艺？哪里新开了园子？园子阵容有什么调整？名角儿要露演什么新“活”？年节快到了准备了什么反串戏？电台播音预告等等。资讯类新闻完全是碎片化的，琐细杂乱，看似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研究当时各类情况离不开这些吉光片羽式的文字。钩沉这些遗珠，把它们串起来，并找到内在联系后，可以还原当时市民对曲艺趋之若鹜和曲艺处于上升繁盛期的面貌。另外，从民国时期走上艺术道路的艺人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曲艺工作者，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或口述史，但是时间、地点及事件都非常不准确，导致这些材料在使用时学术性比较差，应从田野与文献相结合的角度上利用报刊资料做补充和考证，比如贾立青在写作《骆玉笙年谱》时发现了回忆录中许多不实之处，一一进行了考释，使此年谱的学术性大大增强。

(二)演出场所类

民国时期城市中大大小小演出曲艺的场所很多，有撂地的席棚、茶馆、花茶馆、坤书馆、落子馆、杂耍场(院)、剧场、戏园、书场、露天书场、屋顶花园甚至电影院等形形色色的名目，报刊上的文章很多是记述某个游艺场所的成立、兴衰和“十里洋场，通宵达旦”的热闹景象。上海的大世界、百花厅、东方书场、沧州书场，北京的新世界、西单、天桥，天津的小梨园、大观园、燕乐、庆云等都是曝光率非常高的游艺场所，剧院经理、包银制、经纪人、走马灯般流动的男女艺人、卖唱的生涯、观众的捧角文化等都含蕴在这个“艺场”中，报刊报人或是冷眼旁观，或是乐处其中，一支笔写尽了舞台上下、书场内外的人情冷暖，聆曲记、访问记等纪实文章写尽当时曲艺人的风采。这些从今天看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其地点、规模、布置、阵容、场口、观众、票价、茶点等，便是田野的采风作业，是原生态的蓝本。可以借鉴运用口头诗学中的“场域”理论认真研究一番“曲艺场”的学问。曲艺场所的开设，共同之处都是中式茶馆，但各地也有不同的特点，如上海在旅社里附设书场，京津大多在商场内设杂耍场，上海的豫园、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南市等都是曲艺演出场所集中的地方，这和戏曲的园子并非附属和集中有所不同。

(三)艺术评论类

当时的报刊为了满足观众欣赏曲艺的需要，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报道的主要关注点：第一类是艺人方面，艺人形象、艺人天赋、艺术造诣、拿手作品、艺术生涯、流派特色、伴奏乐师、曲艺作家等，这一类多是娱评，有更多的娱乐性；第二类多是关于曲种方面，如介绍曲种溯源、何时兴起、来源、发祥地、创始人、有贡献者、曲种特点、流派发展等，如《江湖丛谈》《都市丛谈》《曲艺溯源》等，这一类有学术性或准学术性的文章。

就评论主体来说，为曲艺写评论的人中有不少是资深的报人或者本身就是作家，他们经常到园子里观摩欣赏曲艺，于曲艺非常内行，在报纸游艺版面发表一些高见会吸引大量读者阅读。如：20年代北京《益世报》的著名记者、作家梅蒐对评书、相声、鼓曲等多有涉及，30年代北京《世界日报》的记者王柱宇(笔名无赖子)围绕几个著名曲艺人的采风口述；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作家戴愚庵(娱园老人)，作家记者兼票友李燃犀(然犀、大梁酒徒)，上海的张健帆(横云、横云阁主)等，这几位艺评家都值得做专题性的研究。另外，可多关注近代“捧角”文化发达与评论客观性、报人与艺人密切关系、娱评与塑造艺人形象之关系。民国娱评研究有许多小的切口，如研究具体案例“范雪君《秋海棠》纠纷案”的深度报道与“舆情式”大众传播对女弹词的助推作用等。

当时曲艺评论有很多是针对节目内容的，这是我们之前很少看到的，比如《新天津画报》1940年刊登玄珠撰写的系列文章《鼓雅》，竟长达80天连载，对当时大鼓书中流行的《摔镜架》《长坂坡》《活捉三郎》等名篇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解读，让人体会到唱词和演唱的精彩之处，总结“《摔镜架》以天真胜，《长坂坡》以忠勇胜，《活捉三郎》以迷离恍惚胜”。此论述甚为精辟。我们还注意到，当时的艺评文章并不都是吹捧，而是有若干商榷和“逆耳忠言”，李毅之、毓秀等人几篇批评鼓词《大西厢》的文章，认为词句过于俚俗，与人物身份不符，如：“千金小姐一变为思春荡妇、伶俐丫鬟一变为拉马老手，张君瑞也像一个荷花大少了。”还有对当时红极一时的名艺人进行批评的文章，如《忠告鼓姬小彩舞》，批评骆玉笙不该“滥”唱白派京韵的段子，还有批评侯宝林台上嫌废话较多的《侯宝林不知自爱》等这样的文章。当然作文章的出发点都是善意警醒，督促其艺术精进，臻于尽善尽美。

(四)生态描述类

①因为曲艺演出在当时是主流娱乐方式，所以其不但比现在要兴盛得多，而且大众关注度很高。一些曲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一些曲种从贵族下沉到民间，由于自身的发展，各曲种之间呈不平衡状态，有的初兴，有的火炽，有的式微，有的竟成广陵散，可待追忆，此起彼伏、千变万化构成了当时的曲艺生态。报纸敏感捕捉到曲艺种种变化的信息，提出警示和提振，比如20世纪40年代后期北方众曲种呈消歇状，相声却蒸蒸日上起来，升至“攒底”的地位。今天相声的发达与20世纪40年代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有些清代产生的重要曲种，如子弟书，在20世纪10—20年代仍然有零星盲艺人演出的报道，有些曲种如太平歌词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火爆一时，而河南坠子在天津和上海的火速发展奠定了其大曲种的地位。而有的曲种则向戏剧方面发展，如本属于曲艺的“滩簧”演变为“申曲”(沪剧)，浙江的落地唱书演变为越剧等。对于曲种的历史演变，我们过去仅从艺人回忆录、口述史或者文史资料、方志等文献获得信息，而忽视了报刊的文字记载，而这些记载因为新闻的时效性和“5个W”的特点，在准确度方面略胜一筹。

②民国时期曲艺与戏曲的互动非常紧密，曲艺向京剧学习、借鉴了道白、动作、刀枪架、手眼身法步等很多的东西。戏曲演员平时喜欢学唱鼓曲、看相声，同曲艺艺人交朋友，有一些同名剧目、曲目几乎同时兴盛，如《玉堂春》《王宝钏》《赵五娘》《千金全德》《乌龙院》，相声则有《戏迷传》《五百戏名》《黄鹤楼》《汾河湾》等，凸显了“柳活”弘扬京剧的“活”路。凡年节和赈灾时，与义务戏相同，要演出义务杂耍或反串戏。

③清末民初女艺人崛起和“捧角”文化兴起是突出的社会现象。女艺人作为戏曲曲艺演员的自然一半，在宋元明时期曾经昌盛一时。但是到了清代的几百年，出于种种原因，戏曲曲艺“阳盛阴衰”，甚至男扮女装。直到20世纪初，男女平权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社会中上层有钱人家女子倡“女学”女校、男女同校、社交自由、恋爱自由、离婚自由等。而底层女性争取的却是演艺或其他出卖劳动力自主谋生的自由，演员成为女性职业，最早在清末从上海书寓、女校书习演弹词开始，其后为天津落子馆的“唱手”，北京坤书馆的“鼓姬”，些许青楼歌妓从事演唱并唱出名声后，逐渐走上脱离妓籍、卖艺为生的道路，如早期的评剧女演员。伴随着戏曲界坤角、坤班及男女合班产生，“捧角”文化应运而生，在当时报纸上引起轩然大波和道德层面的讨论，终于进步、民主之开明舆论战胜了保守、落后挞伐之声。“捧角”虽然有流弊，但在报刊舆论的正确引导下，其极力塑造女艺人积极、正面的形象，以促进坤角艺业之进步。虽然女艺人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被人轻贱甚至欺凌霸占，然而女性从艺意义非凡，终于冲破了女人不可抛头露面的封建观念和行业男性垄断的高压，她们很多人通过勤学苦练，提高了艺术造诣。报刊通过宣传和评比使女演员明星化。而且女演员带来了各曲种声腔技术上的重大飞跃，如京韵大鼓小彩舞、小岚云、林红玉、小黑姑娘、章翠凤、孙书筠、阎秋霞等，铁片大鼓王佩臣，单弦石慧儒，河南坠子乔清秀、董桂芝、程玉兰，东北大鼓朱玺珍，奉天大鼓魏喜奎，弹词界的朱慧贞、范雪君、刘天韵、徐丽仙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然形成“阴盛阳衰”的业态。

从比较流传学的角度看，报刊，尤其是“小报”，对女艺人的报道中虽然有以“重色”的“标题”招徕读者的，如“皓齿明眸郭筱霞”“姚俊英眼神腰肢”之类，但也有“程玉兰学中国花鸟画”“荷花女多才多艺”“石慧儒聘国学教授亲授国学”等很多提升个人艺术修养的正能量报道，推进和实现了女演员明星化。

四、愿做庖丁：报刊资料整理的研究视角

目前对近代报刊艺术史资料的整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大部分还处于以下几种状态：①资料汇编。②社会史角度论著中史料的发现与罗列。③曲艺爱好者的搜集与收藏。④少数主题论文写作和少数曲艺论著的引用。

随着近代报刊文献数字化和公共化服务的推进，民国报刊会得到更多的挖掘和利用。笔者认为，应该从多维的视角和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来研究近代民国时期的文献，切实推进古代说唱“后史”和当代曲艺“前史”的认识和研究，搭建古代曲艺与当代曲艺之间的桥梁。

(一)大众传播的视角

翻阅报刊曲艺资料可以看到和今天我们想象的民国曲艺不一样的情况：一方面，戏曲曲艺是当时城市里普罗大众的主流文艺样式，各式演出场所林立，业态繁荣，生产着层出不穷的明星和“捧角”文化，如同今天的娱乐明星与“粉丝”文化，而并不是常说的糊口谋生那样简单。然而，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献和口述史中，戏曲曲艺从业者常常自述其在旧社会广受歧视、受压迫的从艺经历。对此，我们当然不怀疑其真实性，但是这种主观描述可能缺乏全面性。通过报刊资料研究，我们会发现民国艺人中繁华与萧条、风光与轻贱、文明与糟粕等对立状态并存的矛盾复杂情况，相对田野——艺人口述而言，文献——客观反映的报章可以最大程度解析文本。更应该研究的是民国报刊在塑造娱乐明星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时的报刊尤其是“小报”，本着娱乐精神的需要，时常对知名艺人的个人日常生活做“狗仔式”的曝光，也有标题党，但无伤大雅，艺人基本上是正面形象；对艺人负面新闻，报人一般会持洗白和同情艺人的态度。这固然与当时大众传媒对艺术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劝服影响大众的功能有关。当年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反映和文化传递者的报刊媒体恪守职责和底线，可以说是娱乐有度，与如今有些不良媒体为博眼球和点击率而恶意炒作，从出发点和效果上看还是有所不同的。

(二)俗文学研究的视角

首先是报刊资料的多重性，报刊记者的速写手记或者观察亲历记，其纪实性质类似于学者作家的田野采风，而在后世成为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所以报刊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田野和文献的结合体。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新闻眼即着眼点和记述角度更值得注意。其次，报刊报道时使用的语言和措辞，表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对艺术的态度。比如，20世纪30年代京津报刊上盛行“杂耍”一词，其高频使用多少代表了人们游戏、娱乐的态度。但是抗战胜利后“杂耍”华丽变身为“曲艺”，表明了当时社会变革的趋势和理念上对日军侵华沦陷区畸形文化的反拨。探讨“曲艺”一词的发生，除了艺术学科因素和词汇社会语言学分析外，政治背景因素也应考虑进去。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激烈动荡的不良条件下戏曲曲艺的空前发展的动因，也许需要用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平衡理论来解释。

从文学角度看，近代曲艺有很多原创作品，现今演出的所谓传统相声都是出自清代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原创作品，还有短篇鼓词、弹词开篇、广东粤曲、南音等多以报刊为发表阵地，虽然大多数作者是无名氏，但仍然是有作者的，经过民间艺人立于舞台的二度创作，不少精彩之作流传下来。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思潮走向中，新文学的一度提倡使戏曲曲艺曾经受到激进思想文人的青睐。他们试图接续古代剧作家或“书会才人”的传统，时事戏、抗日鼓词等时兴起来。1930—1949年间，不管是国统区、解放区，还是沦陷区，报刊上常见的征文广告中，鼓词、弹词、滩簧、数来宝、秧歌剧等与诗歌、小说、话剧是同等重要的文体形式。当时也掀起了作家向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学习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但随着文人作家在此艺术领域的创新归于失败(如老舍很难写出成功的用于演唱的曲艺作品，老舍本人也多次发表文章感叹鼓词等通俗文艺创作之难)和其他原因，戏曲曲艺终被新文学“一刀切”地摒弃门外(实际上粤曲、南音、弹词、部分鼓词等文人化或典雅程度很高)，被看作旧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史中难觅踪影，而事实上戏曲新编剧和新曲艺创作从未停止过，仍在中国文学艺术的阵容之内。

(三)曲艺学的视角

和现在情况殊为不同的是观念和概念的使用。今天我们用“曲艺”一词涵盖我国口语化说唱艺术，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是否有曲艺的概念呢？考察近代报刊的曲艺名实概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曲艺”和“杂耍”都有出现，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最盛行的是“杂耍”的说法，后来经过“曲艺”与“杂耍”的混用阶段，最终“曲艺”取代了“杂耍”。爬梳报刊所采用“曲艺”的用法，从古代词义到现代词义的历时性角度可以归纳为“古词今用”，但也可以从共时性的角度有所发现，如1901年、1907年“日本大曲艺”，1918年“鸣津曲艺团”指涉魔术杂技表演，是否有日制新词的外来语影响有待进一步考量。这种“曲艺”包含杂技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53年。笔者认为曲艺概念的定名是中国人思维的整体统一意识和“贵名”趣味的反映，这种对各种说唱艺术统一的称谓在世界上也是绝对仅有的。曲艺“据实求名”的进程表明了对说唱艺术的认知和艺术学科细分的需要。于此概念生成，笔者拟另撰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曲艺学的提出正是由于我国曲艺发展的实际需要，冀求以创立学科来根本改变曲艺理论研究薄弱的情况，1984年学者任聘、张紫晨提出建立曲艺学的设想，2007年戴宏森发表《曲艺学学科建设之我见》，2015年仲呈祥发表《创建中国曲艺学学科刻不容缓》，2021年《曲艺学》创刊，2022年张鑫发表《从一门艺术到一门学科：中华曲艺的历史性跨越》。依此学科路径所指，当代曲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曲艺艺术本体，包括曲艺主体演员、作品的创编演及客体鉴赏，而民国报刊则为曲艺本体研究提供了海量的曲艺资料。

(四)民俗学的视角

近年来，西方“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用于以口语叙事为主的传统表演艺术的研究中。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将表达化的文化植根于情境化的行动中，确认表演的社会动态的独特性，作为50年来全世界最有影响的民俗学著作之一，其理论和方法大大推进和扩大了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尤其对于有文本记录的表演艺术非常适用。目前国内引进和借鉴此理论体系多用于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少数民族史诗和说唱艺术研究，也有借鉴此方法研究敦煌变文、山东快书、陕北说书等汉族曲艺。因为曲艺是民间艺人的口语说唱艺术，民国报刊资料提供了大量的现场语境和非口语因素，如作者、票友、演出场所、观众与演员的互动、阵容、节目单、开场白、流动作艺、拜师收徒、行会、义务戏、反串、电台播音与广告等演艺民俗，都可以归结于“文化场域”理论框架中。

总之，面对复杂多样的报刊资料，学人要拿出庖丁解牛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多角度分析研讨，进一步破解俗文学说唱曲艺和大众传播互动的密码，积极推动近代报刊曲艺数据化建设，最终促进我国优秀传统艺术非遗保护和活态传承。

The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Modern Newspaper andSongwriting Data Organization

Bao Zhenpei, Sheng Shuqi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cademic research projects on the col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newspaper art are also speeding up.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s a new media industr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ve a natural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daily life of the masses and the urban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e Quyi materials they contai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mainstream, wide dissemination and rich styles of popular cultur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rrangement of newspaper Quyi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the field with the literature, and discusses how to further explore an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nutrition of the newspaper literature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Key words:modern newspapers, folk musical, theatercollation of data, research perspectives

［特约审稿：赵春宁]

本文注解见《戏剧与影视评论》|2023年第5期

转载自：《戏剧与影视评论》2023年第5期

作者：鲍震培 盛书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