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9日，《中外旧约章汇编》新书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中外旧约章汇编》共约402万字，分为三册，由中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先生倾注十余年心血编撰而成，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必备参考书。《中外旧约章汇编》编撰辑录了自中国开始对外签订条约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中国所有对外订立的条约、协定、章程、合同等，是最完备的1949年以前的中外条约集成。该书曾于1957年初版，1982年重印，此次为旧版新编，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版本的形式重新出版。

“不平等条约”不平等到什么程度

葛剑雄教授首先肯定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再版《中外旧约章汇编》的决心和眼光。但凡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很多都大量引用《中外旧约章汇编》，但是这些引用绝大多数都是转引，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自己直接查阅过此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版的发行量少且断版的缘故。

葛剑雄表示，虽然自己不是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但是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躲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现在很多时候都在提“不忘初心”，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葛剑雄认为，这种“初心”，恰恰是建立在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之上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同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两重属性。之所以要反帝，就是因为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究竟怎么侵略我们了呢？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就是最好的物证。

过去我们一说到近代以来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就全部笼统地称为“不平等条约”。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对于历史事实，要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中去看。那么，“不平等条约”到底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大多数条约的确有不平等性；第二，一部分条约从内容本身来看是平等的，但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太弱，甚至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际法常识，导致最后成为不平等条约；第三，甚至还有个别条约，是对中国有利，对他国不平等的，包括中国和当时的一些藩属国签订的条约。

比如，根据《马关条约》，中日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往来，互免签证。所以清朝废科举之后，江浙地区大量的知识青年去日本留学。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矛盾等人也都选择出逃日本。又比如，很有名的“满铁调查科”，日本人跑到中国来调查中国的各种情报，根据《马关条约》，这是合法的。根据条约，中国人只要想，也可以去日本做调查。但最后的情况是只有日本人调查我们，我们却根本没有人想到去日本做类似的调查。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包括学者在内，都没有认真地了解和研究这些条约的具体内容，只是先入为主地觉得这些都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这使得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是很片面的，也进一步影响到了我们当前对很多问题的判断。举例而言，近代中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也是本书收录的第一个条约，居然是没有汉文版的，只有满文版、俄文版和拉丁文版。这反映了什么呢？这说明在康熙皇帝看来，这块地方是满人的后院，是满人的自留地，和汉人无关。

又比如《天津条约》，第51条款，“各式公文……内叙大英国官名，自不得提书夷字”。什么意思呢？说明在此之前，官方文书里，讲到英国，也是称其为“英夷”，这是近代国家处理外交事务应有的态度吗？再比如《辛丑条约》，我们一般只说赔了多少银子。但《辛丑条约》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大清国要成立外务部，而且要居六部之首。历史上我们是不愿意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后来鸦片战争后不得已成立了一个“筹办夷务衙门”，再后来是“总理衙门”，最后才在列强的逼迫下成立了外务部，才开始重视外交。

也正是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不重视这些条约，导致很多我们应有的权益也未能享有。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参与了一个国际公约，一起管理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对这个岛有使用权，可以进行开垦、勘探等等。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发现有这么个条约，也正是因为有这个条约，如今我们国家的北极考察站才得以建在这个岛上。

因此，《中外旧约章汇编》的出版，对于我们如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更好地走向世界，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葛剑雄更是表示，只要有时间耐心地把全书翻阅一遍，都能产生很多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的领悟。

是屈辱的历史，也是现代化的历史

高全喜教授则首先从法学的角度对《中外旧约章汇编》做了介绍，在他看来，本书具有如下几个学术特征：首先是学术权威性，该汇编是我国学术界至今编辑出版的唯一一部全面收录中国开始订立条约起到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所有中国对外订立的条约、协定、章程等文件的文献资料汇编集录；其次是文献资料全备，这部约章汇编不仅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晚清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整个时间短，而且在文献形态上也非常全面，不仅收录正式的外交条约，而且还把一系列准条约的外交文献也一网打尽，所以呈现出极大的丰富完善性。最后，编辑体例及其相关分类标准具有较高的专业价值和学术水准。高全喜指出，专业文献的编辑不是一般的资料罗列，而是需要通过建立一套学术标准的专业性的编撰工作，这部汇编的编撰，非常好地建立起一套外交史的编撰体例和学术标准，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从个人而言，高全喜对于这套书的出版也非常关注。高全喜表示，自己先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西方的法理学、宪法学，近几年则转向了中国的法制史研究，尤其是中外国际法的比较和交汇研究。而《中外旧约章汇编》就是中外在近代相遇和交汇后留下的印记，而作为学者，又应该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世界的相遇呢？

高全喜谈到，过去我们谈中国近代史，看这些条约，总是讲到“丧权辱国”，这当然没错。但是这两千多个约章里，也能看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机。比如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倡导的很多观念，自由贸易，保护产权，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的传统里来的吗？不是的，恰恰是从这些“不平等条约”里来的，是这些条约的溢出效应。很多看似屈辱的条款，却因着在列强的压力下强制执行，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解药。我们要理解近代中国的变革，首先就要到这些条约里找答案。

从天下到世界的见证

萧功秦教授认为《中外旧约章汇编》的再版，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如何融入世界，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萧功秦谈到，如果我们穿越回明朝，问明朝皇帝他是哪个国家的皇帝，他一定会目瞪口呆，他会说自己不是哪个国家的皇帝，而是天下的共主。从居高临下的天下观到平等的世界观，这种转变的原因和成果，都记录在了近代以来的条约当中。

萧功秦以《天津条约》的签订为例。1858年，英法联军借“亚罗号事件”为由，一路北上，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皇帝在不得已接受之后又反悔了，原因居然是不能容忍西方的使节带着家属在北京建立公使馆（《天津条约》第三款）。作为取消这一条款的交换条件，咸丰帝居然提出从此以后外国商品的关税全部免除。当时湘军和太平天国正在激战，湘军的重要财政来源就是海关关税。今天的人们看到这里可能无法想象，觉得咸丰皇帝怎么能昏庸到这种地步？

但实际上，我们看咸丰皇帝对国内问题的判断，都还基本靠谱。这说明了什么呢？就说明是观念的问题，是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国家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一方面，中国只知道天下秩序，这是一种华夷等级秩序，中国是这个秩序的中心；另一方面，西方在十七世纪中期，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已经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这样两种秩序观念于是在近代就发生了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部近代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经历不同文明之间的观念碰撞，从天下秩序走向国际秩序的过程，也是由此而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的历史过程。萧功秦认为，《中外旧约章汇编》就是这一过程的历史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