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抗日战争的烽火蔓延到黄浦江畔。上海军民奋战了3个多月。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退，上海四周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只剩下几块相对独立的外国租界地。从这时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被称为上海的“孤岛”时期。其间，日本侵略者迫使保持中立的租界当局“取缔反日机关及言行”,许多进步刊物被迫停刊，或者迁到汉口、广州出版。“凡属解放事业，俱成忌讳。因此，以前所谈的妇女问题，几成绝响。”[1]在这极其艰难严酷的环境中，《上海妇女》利用以往妇女运动的女性市民网络，集结共产党、国民党、基督教、企业家等不同方面的女性知识分子而自力创刊，成为一颗耀眼的“孤岛明星”[2]。从1938年4月到1940年6月，共出版4卷40期，“在联系妇女、团结妇女、推动妇女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3]。从期刊史的角度来看，也有待深入发掘其办刊经验，揭示其时代意义。

一

日军占领上海后，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租界内各进步报刊多以挂靠洋商的方式坚持出版。《上海妇女》则由“几个因环境关系，不能直接赴内地去参加战事工作，而又不甘漠然于国事的妇女们所集资创办”[4]，之所以能够在战争烽火中坚持两个年头，与其独特的运行机制是分不开的。

首先，以妇女团体为依托。1937年11月，许广平将何香凝、史良等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改名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5]，该会包括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妇女互助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女子同盟会、上海舞业妇女联谊会等十几个妇女团体会员，团结女工、职业妇女、知识妇女、家庭妇女、基督教妇女以及受人歧视的舞女，打着合法组织的旗号，以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活动[6]。这些妇女团体大多在爱多亚路（现延安中路）的浦东大楼办公，并在此设立理事会，推选许广平、黄定惠、朱文央、姜平、杜君慧、戚逸影、朱立波等25人为理事[7]。作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团体会员之一，《上海妇女》创办所需的智力、人力、物力支持多来自于该会：其编委会成员和撰稿人基本都是该会的骨干；该会汇聚的庞大的会员群体，无疑也为它的发行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团体会员之中最为活跃的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仅个人会员就有500多人；另一个比较大的团体会员中华妇女互助会，也有400多个人会员。她们积极参加慰劳、救护、征募、救济、战地服务等工作，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和高昂的抗战情绪，为《上海妇女》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现实素材、丰富多彩的内容资料和源源不断的新闻话题。《上海妇女》曾配合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举办过大型游艺会，为筹设妇女难民手工业工厂募集资金，也曾号召各团体妇女给军队捐款衣物，与中华妇女互助会等共同举办征文活动。为了给新四军募集捐款，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茅丽瑛成功举办了一次“物品慈善义卖会”,因而遭日伪特务暗杀，《上海妇女》为此推出“追悼茅丽瑛女士特辑”（第4卷第1期），悼念为抗战牺牲的战友，揭露日伪的罪恶行径。

其次，以编辑委员会为主导。作为“孤岛”最有影响的妇女刊物，《上海妇女》的专职人员只有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蒋逸霄及一位名叫颜逸清的会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依靠编辑委员会，由姜平（许兰）、许广平、蔡楚吟、郭箴一、朱文央、王季愚、姜平、戚逸影、关璐、黄碧瑶、杨宝琛、杜君慧、夏萤等素负文名、思想立场彼此投合而又热心于文化工作的知识女性组成，其职责主要是设计并商讨刊物的内容，各人选择自己感到兴味而且较有心得的问题担任撰稿。每一期的内容，以及谁写那一篇稿子，都由编辑委员会召集会议公同决定。“这样取材上比较的系统，有中心，而且没有轻重不匀的弊病”，一方面确保了刊物内容的质量，另一方面该刊“从没有闹过稿荒，也未尝不是得益于编辑会议”[8]。按照当时期刊界的普遍做法，《上海妇女》也积极鼓励女学生和女性知识分子踊跃投稿，并开辟“创作连载”专栏，登载外部稿件，同时增设“创作指导”专栏，由编者就当期选载的作品一一加以点评，为读者提供写作案例，鼓励她们参与文艺创作。对于这些外稿，编委会制定了严格标准，要求“叙述须真实，描写须活泼”。对于立意较好的作品，经编者“删润”后再予以刊载。如收入“教师节特辑”里的《究竟谁是猪猡》“是一位公馆里的大姐写的”，这篇文章的可注意处，不在文句的通顺与否，而在她的意识与见解。“她知道爱国，她更能以自己的劳力去换取金钱来维持生活”，因此被编辑委员会选中，经修改后予以发表。对于那些不符合标准的投稿，“宁可割爱不登”。

其三，以独立自主为立社之本。出版一个刊物，并要维持比较长久的时期，需要的经费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战时交通阻梗，外埠的销路受到影响，本地的读者受孤岛时期经济上的限制，购买力也十分有限，单靠读者购买的代价来维持刊物的生命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个经济枯竭的时期，热心文化事业的实业家、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女士，与蒋逸霄、许广平、姜平等作为联合发起人，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自筹资金创办《上海妇女》，发行至全国各大书店及香港、澳门等，国外如日本也有零售。随着纸张油墨等刊物印刷成本大幅增加，以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火蔓延导致的销售量大幅缩减，它的发展面临着经济上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由于《上海妇女》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力，当时的南京汪精卫政府和重庆国民党政府，都千方百计想要收买这份杂志，均被创办者“婉言坚决拒绝。处于恶劣的环境下，大家支持着，斗争着”[9]。这种独立自主的办刊原则，保证了刊物言论的客观性，也使《上海妇女》能够在日寇高压政策下坚持长达两年之久。虽然曾于1939年9月和1940年2月至5月两次停刊，但直到1940年6月又出1期月刊之后，才告终刊。

董竹君

二

“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以出版物为载体的革命意识形态表达受到日本的严格管制，《上海妇女》因此“格外的审慎，特别的小心，不谈政治与主义，为的是要这一棵我们希望能发育成长的刚萌芽的嫩苗，少生一点抓人的荆棘，免得意外地遭受到摧折的厄运”。它向读者声明：“文字华而不实，或涉及政治党派者，恕不登载”[10]，重点是“讨论些妇女自身的问题，贡献点妇女治家应有的知识，报导着时代影响到各阶层妇女生活的实情，暴露出一般被扔到黑暗角落里的妇女们的惨痛，刊载几篇妇女青年们写的关于文艺的或学术的创作”[11]，以女性视角讲述女性故事，反映女性愿望，鼓励女性把自身解放融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因而被认为“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妇女刊物”[12]。

从内容来看，《上海妇女》登载有关妇女问题的论文、世界名著翻译、常识讲话、国内外妇女动态（根据中外报章杂志所纪述的消息，加以整理，汇集刊载，在需要时加以简短的评论）、上海各阶层妇女生活的素描、书报的批评与介绍、电影或戏剧的批评与介绍、各女学校及各妇女团体通讯、内地通讯、随笔漫谈、时事分析、文艺创作（诗歌、小说、戏剧等）、中外妇女名人传记、读者园地、信箱、各界妇女访问记、对于青年妇女的读书、处世以及修养的指导、战时各国妇女的工作及生活实录等，其涉及面十分广泛。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妇女》40期文章中，鼓励妇女解放、揭露两性不平等根源的文章就有200余篇[13]。这些文章大多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说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没有离开妇女本身”，而是以女性话题为切入口，间接表达刊物的立场，引导社会舆论。如姜平撰稿的《到内地去还是留在上海》对于当时很多女青年蕴蓄在心里的疑难问题作出周详的探讨，为她们的抉择提供参考；考虑到青年男女间的恋爱事实的发生不会因抗战而减少，《现阶段的恋爱问题》“对于许多青年男女，有一个正确的指示”；配合抗战需要，吴观周撰写的《研究无线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直观性的绘图，向女性读者普及无线电的基本知识；《与女同学谈课外读物》告诫青年女学生“勿埋头于旧小说”、“勿专看软性读物”，建议她们“看妇女问题的书”，“看抗战理论及工作指导的书”，并推荐了一批有关抗战理论、抗战工作、抗战技术知识、战事纪实、日本研究、妇女问题与战时妇女工作的书籍。尤其值得一读的是《短旗袍》一文，作者把旗袍由长变短这一时尚流行趋势加以引申，与女性解放结合起来，读来非常有趣：“短旗袍是我们妇女在抗战时期的一段进化！但我们不能以这点进化而自满”，“要将传统的多余的束缚一刀剪断，如同剪短旗袍解放我们的双足一样”。此外，《上海妇女》关于邮政局邮储局歧视女性的抗争，对上海腐化的女子教育给予严苛批评，以大量事实击破抗战悲观论调，深入细致刻画游击区女性的艰苦生活，这在当时“尚没有看到别的任何一个妇女刊物做到”[14]。

从栏目来看，因《上海妇女》最初的目标读者是大中学生与家庭妇女。所以开始的几期设有“家事顾问”一栏，其初衷是为了负起教育妇女群众的责任，让家庭妇女做热心爱护刊物的读者，为之提供有关编织、裁剪、手工制作、厨艺、育儿等“合于她们的口胃，而且对于她们的日常生活上有一点裨益的材料”。后来通过读者调查发现，购买或长期订阅的读者，大中学生占十分之七，银行或机关团体的女职员占十分之二，家庭妇女只有十分之一。故从第5期起把“家事顾问”一栏取消，增加女性知识群体喜欢阅读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漫画等文艺作品，让读者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体验中获得思想的滋养，从而“负起领导全国妇女们走过这一段崎岖的途径而达于自由解放的境域的职责”[15]。它曾连载由现代剧作家、童话作家包蕾创作的独幕剧《汤饼之喜》，作家关露创作的小说《新旧时代》以及亦愚创作的日记体小说《姨母的日记》，鼓励妇女挣脱封建家庭，争取自身解放；针对“孤岛”上放映的《武则天》《木兰从军》《卖花女》《女壮士》等以女性为中心的影片，它集中刊发影评文章，引导女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同时，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此外如连环图画故事《阿凤小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沦陷区女性流亡逃难的痛苦生活；《火线下之歌》以“用头颅，用热血，来保卫这片壮丽的山河”等振奋人心的音乐语言，鼓舞女性的抗战激情，深受读者欢迎，以至“有几个学校的音乐教员来信要我们刊印单行本，以便在音乐课上教给学生歌唱”[16]。

从刊物议题来看，《上海妇女》力图把各阶层妇女的生活经过，“不论苦痛或快乐，赤裸裸的写下，陆续刊布在这里，作为妇女生活的一面镜子”[17]。既反映苏联等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妇女生活，也反映德、日等法西斯统治下的女性现状；既刊登“蒋夫人为伤兵裹腿”“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与受训女军人”“蒋夫人率史良女士等为将士缝寒衣”等新闻图片，也讲述太湖区域著名女游击队领袖蔡金花、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生、新四军女兵的故事；既有沈兹九、丁玲、王伊蔚等“女作家印象记”，也有金素琴、蓝蘭、张婉等女艺人、女演员的采访稿。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妇女》关注底层女性，给舞女、妓女等为传统思想所不认可的女性群体营造话语空间[18]。该刊第1卷第2期登载蒋逸霄对两个舞女的采访文章，第2卷第8期组织了一期“公演《花溅泪》特辑”，紧接着又举办了由蒋逸霄主持的“花溅泪公演座谈会”，参加人除了有编委以外，还有卫学书和杨敏诗等舞女，主要座谈内容包括创演和观看该剧的感想、分析剧中典型舞女的性格、讨论解除舞女痛苦的办法[19]。《上海妇女》并没有停留在反映事实的层面，而是“以身作则，负起领导落后姊妹的模范行为”，鼓励她们切实做一个把握时代、加强思想的作用、理论与实践并重、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新中国的新女性[20]。在话语风格方面，它不做高头讲章，而是力求用轻松的笔调写严肃的话题，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活泼化而不浪漫化，大众化而不粗俗化，“满纸充着引人的魔力”，被读者称之为“妇女大众的活的百科全书”[21]。

三

传播学的研究表明，女性新闻工作者更加尊重读者，对于故事的人性的一面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有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并且不惧怕显露她们的情感，这些特征“使得女性新闻工作者能够软化新闻故事”[22]。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逐渐形成了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热爱文学创作、对现实社会抱有参与意识的女学生和女教师群体。她们作为女性刊物的读者、作者和编者的主要力量，通过参与办刊活动实现经济独立、构建公共交往网络，获得社会认可，成长为职业报刊工作者，为女性刊物的办刊实践，贡献了重要经验。从1938年到1941年10月间，孤岛内共出版杂志400种，其中妇女刊物18种[23]。《上海妇女》之所以在其中赢得的“读者最多”[24]，从编辑业务方面来说，靠的是主办者蒋逸霄等女性职业新闻人专业化的办刊思路。

蒋逸霄是《大公报》的第一位女记者，与吕碧城、陈学昭、彭子冈、杨刚等同为天津《大公报》史上的著名女杰。她先做外勤记者，后来担任该报副刊《妇女与家庭》的主编。她撰写的采访通讯《津市职业妇女的生活》在《大公报》连载，“是一份比较客观的关于二三十年代职业女性的口述材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群体”[25]。《上海妇女》的另一位编委郭箴一，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担任过《晨报》妇女专栏的编辑，出版过《上海报纸改革论》，得到了当时新闻界知名人士黄天鹏、谢六逸的好评[26]，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出于女性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她们在主持和参与《上海妇女》这一综合性刊物的过程，对于时效性、真实性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坚持和追求，使得这份女性刊物在编辑业务方面不断改进提高，代表了当时的办刊水平。

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半月刊，《上海妇女》大量使用从一线采访得来的第一手稿件，深入挖掘“潜在的新闻报道价值”。在时事报道方面，采用新闻综述的体裁，既让读者了解新闻信息，又通过作者的述评加强对读者的舆论引导。该刊最初开设的“半月世界动态”栏目，全面报导世界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动态。之后又根据读者调查，将这一栏目调整为“半月漫谈”，转而介绍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报导《相持阶段与政治反攻》《从重庆到汉口——<苏联消息报>驻扎中国记者贾尔敏十月二十三日汉口通信》《抗战形势图》《最近战况》等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战事和战况。从第2卷开始增加的“时事座谈”专栏，以对话的形式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加以评述，笔调活泼流利，分析精细周到，观点和态度也十分鲜明，“使人读了，一点不感到枯寂，而只觉得恨不能一口气看完”。与此同时，《上海妇女》还逐步加大通讯的篇幅，开辟“广西通讯”“广东通讯”“四川通讯”“福建通讯”“江西通讯”“重庆通讯”“延安通讯”等各地通讯专栏。其中既有反映国统区情况的《重庆妇女讨论宪政》《从苏联归来——邓颖超女士在重庆发表的谈话》，也有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的《到延安以后》《村选举在晋察冀边区》《陕甘宁的儿童保育工作》，还有反映沦陷区妇女生活情况的《失陷后的通州妇女》《沦陷后的青浦妇女》等，让读者了解全国各地不同区域女性的最新状况。为了增强刊物的新闻性和真实性，《上海妇女》的封面紧密配合刊内文字，刊载相应的新闻照片，如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娘子军”“捷克苏台德区的亡命者”“伦敦女生撤退由父兄送往车站之图”，反映中国抗日战场的“广西的女兵”“江西前线的女军人” “浙东战区的女兵”，反映大后方女性支援抗战的“闽省南洋侨胞慰问团全体团员”“一群妇女为将士缝制寒衣”“云南女工友下乡宣传”等等。为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它还专门组织了一期纪念特辑，推出《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妇女》《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一年来的上海妇女界》等文章，并用卢沟桥的照片作为当期封面插图，增强了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认为，媒介力量的源泉来自于选择性告诉我们世界的情况。与当时大多数刊物的做法一样,《上海妇女》在监视极严集会不能自由的环境之下通过召开座谈会、设立“特辑”等编辑手法，主动“议题设置”，组织“八一三”座谈会、女教师座谈会等活动，配合重大主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推出“战时各阶层妇女生活特辑”“纪念三八特辑”“儿童节特辑”“母亲节特辑”“纪念国庆特辑”“秋瑾纪念特辑”等。有所不同的是，它尤其重视发挥“编者按语”的导读作用。从期刊编辑的角度来看，按语既是编者跟读者直接对话的社会“窗口”，也有助于强化和突出版面设置的效应，还能深化充实报道内容，强化新闻价值，启迪和帮助读者理解事实本质，提高思想认识[27]，因而也最能考验编者的业务功底和专业能力。《上海妇女》在不同稿件中编发的编者按语，性质和作用各不相同，反映出编者对于这一新闻体裁的娴熟程度，切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与当代名人谈妇女》采用说明性按语，介绍文章内容，突出强调其中心思想和现实意义；《一封外国友人的来信》采用注释性按语，完整提供了这个稿件的背景材料：

“记得去年年底，我们曾送走了一位邓女士出国赴美，她是去华盛顿参加美国妇女团体的集会的。关于这，本刊二卷六期上曾有一篇记载，不过并没有提起她曾有上海的姊妹们的公函带去。最近，才知道，美国妇女方面，不但接到了那封信，且已有回信寄到上海，表示对中国妇女，深为敬仰，并附来了反战大会的议事日程。果然不出所料，她们并不唱“为和平而和平”的高调，却十分清楚地看准了所谓“战争的祸首”，而主张彻底制裁！这是值得感谢的国际友情，值得提倡的国际正义！”

在这些编者按语中，立场鲜明的评述性文字最为引人注目。如《凯末尔与土耳其的复兴》的编者按语，结合稿件阐述的历史事实，发出具有鼓动性的呼吁：“我们看了土耳其的榜样，更应不灰心不绥气，咬紧牙根，誓死斗争下去！”《潮汕的妇女别动队》的编者按语，在传递最新信息的同时，也激励读者爱国的情绪与牺牲的精神：

“正当编者把这篇稿子审阅完毕而要把它送到印刷局去付印的时候，恰好仆人把一份《申报》送来，翻阅来第一条新闻的大字标题便是：《日军在达濠岛登陆，汕头已发生激烈巷战，市内起大火，居民已大部奉令撤退》。那末，当读者们读到这篇文字的时候，这班英勇的别动队的姊妹们的生命已经是陷在极端危迫的境地了！我们一方面希望她们能够很平安的脱离险境，一方面又希望她们在保卫大潮汕的战斗之中，能够尽着最大的职责，把她们的热血，换取应得的代价。我们读了这篇文字，应该更坚定更奋发的起来，追随在茶山的姊妹们的后面，为我们的自由为我们的最后胜利，而不惜牺牲一切，这才对得起已为国家民族成仁，或正在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姊妹们！”

“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28]。《上海妇女》“作为上海二百万的女同胞的喉舌”，不仅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妇女参加救国救亡运动作出了独特贡献，更为我们留下了创办女性刊物的范本。此外，该刊登载的《商务印书馆女工生活》《上海各报副刊编者作者》以及《报人之路》《采访谈话》等图书评介，作为抗战时期新闻出版史的资料和线索，对于相关方面的研究也许会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碧遥：《一年来上海妇女读物总检讨》，《上海妇女》第2卷第6期。

[2]陈绍康等：《“孤岛”时期的抗日刊物<上海妇女>》，《妇运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215页。

[3]陈漱渝：《许广平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86页。

[4]蒋逸霄：《二年来的上海妇女》，第4卷第4期。

[5]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6]丁卫平：《沦陷区妇女的抗日斗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7]朱立波《我在抗战前后的所见所闻》，《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216-218页。

[8]逸霄：《本刊出版一周年》，《上海妇女》第2卷第12期。

[9]董竹君著：《我的一个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05页。

[10]编者：《上海妇女投稿简章》，《上海妇女》第1卷第2期。

[11]编者：《发刊词》，《上海妇女》第1卷第1期。

[12]周肇基：《只好写一点印象》，《上海妇女》第2卷第12期。

[13]周毛：《<上海妇女>研究》，湘潭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14] 余岩:《一年来的上海妇女工作》,《上海妇女》第4卷第2期。

[15]蒋逸霄:《二年来的上海妇女》，《上海妇女》第4卷第4期。

[16]编者：《编后语》，《上海妇女》第2卷第5期。

[17] 编者：《编后语》，《上海妇女》第1卷第10期。

[18] 胡琼华、贾茹:《<上海妇女>杂志中的女性话语权叙事研究》，《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19] ［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国的“主体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国时期多种媒体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20] 箴一：《怎样做一个新女性》，《上海妇女》第3卷第2期。

[21] 储玉坤:《没有批评只有希望》，《上海妇女》第2卷第12期。

[22] 塞伦﹒麦克莱等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23]傅殿文译:《上海租界内中国出版界的实况》,《出版史料》1985年第4辑。

[24]杨真：《一年来的上海出版界》，《译报周刊》第1卷第12-13期。

[25]侯杰、齐秋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女性生活状态解读——以蒋逸霄<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系列采访为中心的探讨》，《南方论从》2006年第2期。

[26]冯俭侠：《性别与职业：民国时期女记者的身份认同》，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27]胡文龙：《编者与读者对话的特殊“窗口”——配置编者按语的意义及其功能》,《新闻与写作》1990年第5期。

[2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简

介

刘兰肖，历史学博士。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编审。主要从事新闻史、出版史、出版学、出版文化、新闻出版宏观管理等方面研究。已出版《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魏源评传》（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期刊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专著，发表专业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