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之交发生的一次以启蒙为显著特征的启蒙运动，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也因此，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无论从性质还是内容上都有明显的不同，新文化运动前期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开展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全面接受近代西方文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主要内容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存在两个时期，两个阶段，两种内容，也存在前后两个运动中心，第一个运动中心是在上海，第二个运动中心是在北京，再具体来讲，就是在北京大学。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起源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之所以转移到北大，这与蔡元培密不可分，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表示要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造那个乌烟瘴气、浑浊不堪的旧北大。而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具体的事，就是聘请有真才实学又敢于改革的人才帮他一起治理北大。在留法同学汤尔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此时，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蔡元培决心聘任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经过不懈努力，蔡元培用诚信打动了陈独秀，使得他同意将《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又力排众议，坚持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蔡元培按照西方的大学模式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理念，实行新学制，完善旧学科。在他的带领下，北大逐渐成为文化中心，学校里师生思想自由，依托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创办了一系列的社团，如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数理学会、新潮社、佛学讲演会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的新闻学活动也日渐活跃，最终以罗章龙、谭鸣谦为代表的一群北大学生提出成立一个团体，把大家组织在一起，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新闻学，他们就此想法请教从美国回来的徐宝璜教授，徐宝璜非常高兴，表示支持，并愿意将自己在美国的所学与同学们分享。就这样，组织新闻学研究会，研究新闻学理便被校长蔡元培和教授徐宝璜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诞生在1918年的北大，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辛亥革命后，报界言论自由观念加深，新闻界大受鼓舞，“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仅北京一隅，闻有八十余种”。先有术后有学，报人已积累起丰富经验，西方的新闻理论亦已传入中国，北大以及京沪两地轰轰烈烈的办报运动，共同酝酿了新闻学的诞生时机。五四运动前夕，北大许多学生或课外在各报兼职、或自办刊物，他们都呼唤着新闻学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新闻理论的指导。这一系列强烈的社会需要终于在1918年，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北大提供了解决的可能。一个校长，两个导师，一门课，一本著作，一个研究学会，还有一本会刊——正式开启了我国新闻学研究与新闻学教育的先河。

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解散于1920年12月，最初研究会的名字为“新闻研究会”，至1919年2月，才改名为“新闻学研究会”，它的活动地点在红楼三十四教室。作为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虽然它的存世时间不足三年，但它在北大社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新闻学研究会的筹备和初创总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而这番顺利离不开新闻学史上三个拓荒性人物：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他们三人直接推动了研究会的成立。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仅成功地扭转了北大的风气，定下了北大发展的基调，同时他自己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曾经为多家报纸撰写文章，所以他对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非常热心，对新闻学研究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蔡元培校长本人就富有办报经验，对新闻的重要意义及新闻人才的缺乏和需求，有更深刻的认识。到北京大学以后，更是鼓励新闻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将自己新闻事业的观点渗透于教育事业中去。

正是蔡元培校长，破格录取了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新闻学、归国不久，23岁的徐宝璜，聘其为教授，使他成为当时北大80多位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个，兼校长秘书室一职，也说明蔡校长对徐宝璜的器重。正是蔡元培校长，决定了在北大开设新闻学课程，介绍欧美新闻概况及理论。正是蔡元培校长，很快听取了新闻学课上罗章龙和谭平山课余组织研究新闻团体的建议。正是蔡元培校长，在收到京报社社长邵飘萍倡议北大设立研究新闻学的研究会的信后，很快回信，并立即聘请邵飘萍为研究会导师，这样，形成了以蔡、徐、邵三位为核心的组织构架，为研究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正是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新闻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又是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日刊》第208、209、211、212、214号上连续五次以“校长布告”的形式刊载招生信息：“本校为增进新闻智识起见将设立一新闻研究会，凡愿意入会者于本月内向日刊处报名即可也。”可以说，没有蔡元培校长不遗余力的支持，就没有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

徐宝璜，生于官宦之家，被誉为“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12岁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经济专业。在美国期间看到新闻业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后，他辅修了新闻学，此后，他一生的成就都在新闻学方面。1916年学成归国后，他在《晨报》做编辑，后遇蔡元培，便被聘为北大教授，他在北大开设了新闻学选修课——新闻学大意，授课时年24岁，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他不仅是研究会的导师，也是研究会的主任，1919年研究会的改组便是由他提出。1920年，他以自己的著作《新闻学》为教材给北大学生和新闻学研究会会员讲课，同时在多个学校兼讲新闻。1923年，他成为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1930年6月1日，因患风寒痰症逝世，终年仅36岁。他在任职新闻学研究会时期，由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著作《新闻学》是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被邵飘萍评价为：“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蔡元培在该书序言中称其为“‘破天荒’之作”。

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另一位导师，邵飘萍更多地在新闻实务上指导会员。他是京报社社长，清末民初的著名记者，也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起人之一。当时的他因为要为《京报》写社论，编新闻，因此常常需要向外界征稿，北大学生便是他最重要的稿件来源之一。在得知蔡元培校长有意创办新闻学研究会的时候，他四次写信给蔡校长，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支持，以促成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在他担任研究会的导师期间，不仅结合自己的新闻实践经验，给会员们讲授新闻采集方法和记者的修养，同时也邀请一些知名人士来做演讲以提高会员的政治素质，并组织学生到报馆实习。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五四运动前夕，5月3日晚，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邵飘萍作为新闻学研究会导师第一个登台演讲，详述事件经过，报告中国外交失利的原因，慷慨陈词，在场学生无不热血沸腾。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因言获罪，被奉系军阀政府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杀害。

    新闻学研究会的几大特点

新闻学研究会把新闻学教育的火种在北大点燃。“虽然它是一个研究组织……但却培养出了应时的急需人才，甚至开启了一代伟人的新闻学之门……”从新闻学研究会创始人的经历和活动，我们可以总结出新闻学研究会的几个特点：

一是宗旨明确，活动频繁。1918年7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再次刊登了名为《新闻研究会之简章》的通告，除此以外，这则通告还提到新闻研究会研究时间为每周三小时，会员分为校内、校外两种，会费也分为两种，校内人员9元，校外18元。尽管所收会费远高于北大其他社团，还是有数十人参加进来。每逢星期一、三、五晚上，会员聚集听课，或议事，或研究，或练习。半月以后，邵飘萍到会讲课，讲题为《新闻社之组织》。自此，研究会每星期日上午又增加两小时活动时间。活动不可谓不频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办报的本事，学会采访、写作、编辑等新闻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开始还谈不上新闻学的研究探讨。1919年2月的改组大会有几项成果：其一，研究会的宗旨由“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这就更突出了新闻理论研究的意义，并强调了实践经验的重要性，研究会的宗旨更加着眼于新闻事业的发展，显示出研究会会员们的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其二，研究会的名称从“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突出了研究会作为一个理论性社团的特色，也与研究会的宗旨更为吻合；其三，新简章对会内组织、活动、会费等作了新规定，使得研究会的各项活动有章可循，通过制度化保障研究会的持续顺利发展。研究会从成立到改组再到一年后的第一次研究期满，从蔡校长的几次讲话到学生们的实际研讨，都能看出师生们已不仅仅停留在采写编评技术层面的学习，而是把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探究和构建。

二是有坚强和谐的领导核心。研究会的三位核心人物称得上是国内一流。蔡元培校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热心支持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大学校长”，他既有多年的办报经验，又有对新闻学超乎常人的深刻地认识，还能事必躬亲地抓住研究会的关键环节，解决关键性问题，其中包括聘请了两位得力的骨干导师徐宝璜和邵飘萍。前者刚从美国学来先进的新闻学理论知识，后者极富办报经验，在新闻采访方面有独特才能，当时任《京报》和新闻编译社的社长。我们通过对他们三人言论的比较，不难发现他们三位对新闻学有许多共识，又各具所长，相互配合，终成大业。

三是教学与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研究会以教学为主，建会伊始就有徐宝璜教授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等，邵飘萍则主要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广告、新闻社的经营组织等新闻实务，两位导师合理分工、各抒所长，相得益彰。研究会还组织会员们参加新闻实践，自办了《新闻周刊》。该刊编辑主任徐宝璜在《发刊词》中提出发行目的是：“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这种既重视新闻理论的学习商榷研究，又重新闻实务的练习，外加生产实习的模式，实践证明是成功和可行的，被后来诸大学的新闻学教育继承。

四是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徐宝璜和邵飘萍两位导师根据在新闻学研究会的讲义各出版了一部新闻学著作。邵飘萍在新闻研究会的讲稿与他后来在平民大学的讲稿，综编为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新闻采访工作的专著。《新闻学》这本书是徐宝璜在担任研究会导师期间为会员授课而撰写的新闻学教材，他参考中外新闻学论文，在暑假奋战两个月，完成初稿。他在每次讲完课后将稿件内容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并根据会员的问题和质疑，与大家讨论后，对发表的内容做大幅度的调整和充实，修正原稿，完成第二稿。1919年暑假，他又对此书进行了第三次修正，并于11月15日、12月15日刊登在《新中国》月刊上。在自序中，他说“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到其正当方向而行，为新闻学开一新生面。”此书的出版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尺之一，而且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开端的重要标志之一。蔡元培校长亲自校阅书稿并作序说：作者“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品”。

存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新闻学研究会，共举办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这些会员把从研究会所学到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方法，应用于新闻活动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例如，高君宇先后担任《国民》《新潮》《先驱》《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向导》的编辑和记者，谭平山、谭植棠是当时《政衡》等鼓吹进步、倡言民主与科学的报刊的积极撰稿者，还有顾颉刚、俞平伯、谭植棠、陈公博等等，他们走出了北大的校门，投身到办报实践中，在新闻事业史上留下了一个个闪亮的名字。更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10月16日研究会的第一次期满颁发证书的名单上，得到听讲一年证书的有23人，得到听讲半年证书的有32人。毛泽东列在给予听讲半年证书的名单之内。但颁发证书时他已回湖南，正在学以致用，发起创办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湘江评论》。此后，他在一生中善于运用新闻工具，创办共产党的报刊，并亲自撰写大量新闻、通讯、社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五是带动当时，影响深远：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把新闻学教育的火种在北大点燃。特别是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对研究会如此重视，给当时和后世的大学教育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他在1919年10月16日，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时提出将新闻学设为大学课程的构想，徐宝璜“积极筹备在北大创办新闻系”，被当时的有识之士重视和效仿，启发和促进了许多大学随后开设新闻学课程和新闻学系，如1920年圣约翰大学设立报学专业，1924年成立报学系，1923年平民大学创立报学系，1924年燕京大学创立报学系。从1918年到1937年，有十个新闻学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北大人的新闻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也自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树立了良好的开端。研究会立足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在教学内容上，既引入欧美的新闻理论，又重视中国报业的自身特点，吸收优秀报人的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方法上，不仅仅是单独的讲授，而且有研究讨论、实践参观相配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优良学风也为后来的新闻教育所继承和发扬。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研究会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他们大都是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成长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据罗章龙回忆在发给证书的55名会员中，毛泽东、罗璈阶、陈公博、区声白、谭植棠、谭鸣谦、易道尊、高尚德、舒启元先后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参加亢幕义斋各项活动。许多会员还成为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他们办报刊、写文章，为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主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主要活动的时间是1918年10月到1920年12月，其间发生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其后刚过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时间表足以说明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