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头顶着一片“茂密森林”的先生和学生们刚刚离开,黑板还没来得及擦,白色的粉笔字写着“中国小说史”;架子上的报纸散发出淡淡的油墨香,负责登记新到报刊的年轻人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可以领取八块钱的薪金;校长室有一张圆桌,摆放着一饭一汤……位于沙滩路口的北大红楼静静矗立了101年,即便楼外车水马龙,楼内时光却兜了个圈儿回到了曾经。 一个多月前,北大红楼二层首次对外开放。百年间,这里一度成为办公室,成为库房。令时光倒流的“魔术师”们,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一群工作人员。他们探访曾经在红楼工作过的老人们,翻阅散落在各处的回忆录,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曾经的采访视频,从故纸堆里翻找蛛丝马迹,力图让观众可以触摸到百年前的历史。 校长室:“一饭一菜”找回历史的温度踩着暗红色木地板,从中间的楼梯走上北大红楼二层,右手朝南第一间房是校长室。大门敞开着,除了正常的办公桌椅,屋子里还有一张普通的圆木桌,上面摆放着一盘青菜、一碗汤,还有一碗米饭。这是校长蔡元培家人送来的一餐。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秦素银说,1918年下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红楼在这里设校长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当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已经近两年,他主持的北大学科改革初见成效,工、商两科停办,文、理两科扩充,增设史学门和地质学门,文、理、法三科各自成立研究所,校内学术研究风气日渐浓厚,蔡元培经常在办公室召集会议,与北大教员讨论校务、制定规章等。社会上对北大给予了高度评价“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整顿以来,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为。” “我们希望将这份感动在博物馆里体现出来,让观众体会到历史的温度。”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陈翔说,在查询历史资料的时候,有一份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提到,当时学校没有食堂,蔡元培每天要点“外卖”,一次他好奇地打开了送饭的篮子,里面就是粗茶淡饭,没有荤腥。“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收入不菲,但坚持布衣简从,安贫乐道,他一生致力于救国,从不把职务作为谋私利的工具。 这一次恢复二楼陈列时,我们就特意复原了这个小场景。” 陈翔说,找回旧时光,不仅要读史,还要有一些合理想象。“历史不是拍纪录片,处处有痕可查。但是做博物馆,不仅要讲故事,更要吸引观众主动走进历史。” 校长办公室:屋里人是历史和现在的“桥” 从校长室出来,往东靠北的第一个房间门外挂着“校长办公室”的牌子,用途是校长秘书室,而秘书主要是办理校长函件往来事务。 门内,老式办公桌上,摆放着绿色玻璃罩的台灯。门旁衣架上挂着一件深色大衣和一顶帽子。仿佛屋里的人刚离开。 屋外的说明牌很有意思,说屋子寥寥几笔,绝大部分篇幅是人物传记。摘抄如下:1918年时的秘书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文本科教授徐宝璜。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1912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经济、新闻等专业。191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徐宝璜是北大著名社团新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和导师,也是《北京大学日刊》的编辑主任。徐宝璜编写出版的《新闻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新闻学专著,被誉为“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陈翔说,因为有人在屋子里工作过所以才带来了生机,因为有人在屋子里办了很多大事儿所以才带来了回忆。而这些人就是一座座架在历史和现在“桥”。 位于北大红楼一层的第二阅览室,就因人出名。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为了方便在北大征求会员并解决生计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他通过以前的老师杨昌济的关系找到蔡元培。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还专门写了一张便条给李大钊。后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毛泽东在第二阅览室工作,每天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名字,领取八块钱的薪金。如今,这件阅览室恢复了陈列,报架上摆放着《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华文日报》,还有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神州日报》等。陈翔说,这些报纸虽然只有一面露脸,但每一张都是按照当年报纸原样复制的,正反面印制。“我们希望还原最真实的场景,这里容不得投机取巧。” 文科教员休息室:“假”位置真故事 二楼C位,有一间可能是“虚拟”的屋子——文科教员休息室。陈翔说,我们曾经找到过一本《北京大学文科一览》,附图中逐次对1918年红楼各层各房间的使用状况进行考证,特别关注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工作、学习的地方,力图真实、细致地揭示当年红楼的原貌。在二层图中,并没有这间屋子。 但是文科教员休息室是确实存在过的。据北大学生罗家伦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有名的师生聚谈场所,一个是二楼国文教员休息室“群言堂”;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室“饱无堂”。“群言堂”以南方人为主体,“饱无堂”以北方人为主体。“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下午3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这处供教员休息的地方,有时也用来开会。 这里当时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二楼正中的位置设有大阳台,工作人员很难考证这里是否曾经就是“群言堂”。也许当年这里只是靠墙摆放了几组长椅,老师学生们是在开放的空间里畅所欲言。陈翔说:“我们也会继续深入研究,如果有新的进展也会随时调整展陈,将最真实的历史展现出来。” 文科学长室:五十年代复原展成了重要参照物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大红楼建成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二楼,挂牌“文科学长室”。 与现在的办公室的陈设风格不同,陈独秀的办公桌摆在了屋子中间。这种风格参考了“最权威”的资料——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红楼尚未对外开放,但是当时文物部门在一楼布置了两处复原展,一处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一处是第二阅览室,供内部参观。“当时很多曾经在红楼工作、学习过的老人还在世,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们逐一拜访他们,几乎原汁原味地复原了历史。”陈翔说,这两个展览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也成为红楼很多复原陈列的参照物。“一些家具的摆放特点、一些用品的年代感,都会参照当时来设计。” 还有一些观众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工作人员也格外用心。“李大钊的办公室是里外套间。按级别,陈独秀更高,所以推测他的办公室也是套间的标准。但是这次二楼布展开放时间非常紧张,我们来不及在墙壁上‘做’一道门了,干脆挂了一幅油画。”陈翔说,这幅画的内容是蔡元培和新青年的同仁们。当年,《新青年》的同仁们商量好再办一个“更迅速,刊期更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召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开会,议定创刊《每周评论》,会上推举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逢周日出版,文科学长室即为编辑所。 历史就藏在一摞摞的故纸堆里。这些年,工作人员翻阅了1918年的《本科现行课表》《预科现行课表》《兼习的外国语班次表》《预科国文教员担任钟点表》《教职员表》《班长表》《教务处办事细则》等各种各样可以找到的材料。 《北京大学日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它创刊于1917年11月,是北大最早创办的刊物,具有公报性质,每天出刊,刊登新闻和公告,介绍北大师生及社团活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对新文化运动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北大红楼二层有一处日刊处,就是当年《北京大学日刊》的编辑处。陈翔说,蔡元培聘请徐宝璜担任《日刊》主任,经理一切事务。日刊处除主任外,设事务员、书记各一名。事务员负责招登广告、发送稿件、管理印刷、发卖日刊、购买纸张等,书记负责办理缮写校对等事宜。 【展望】2012年北大红楼有望全面开放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北大红楼有望全面开放。 一些细节会逐步恢复。陈翔透露,很多人提过一个线索——蔡元培的办公室书架上曾经摆放了一个炸弹,令很多人一进屋就吓了一跳。“这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很有看点。但我们还在考证当年办公室里摆放的炸弹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是复制品,但也必须符合历史原貌。” 校医室、第36教室等都将陆续恢复。陈翔说,希望北大红楼重新焕发出青春和活力,让更多观众走进北大红楼,感受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