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以来知识专门化、学术系统化的分科产物。但在此之前，它已孕育了很长时间。一个千年文明古国维系其庞大而亘远的社会经济运行，创造出远早于西方且长期领先世界的物质文明，离开“经济”不可想象，更非以儒家“讳言财利”之说就能一言以蔽之。把握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走向，需要深入了解其源流、功能与价值。

　　中国经济史学是中国经济学的“根”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史学具有传统和现代两种形态。前者不具有现代分科或研究范式，但与庞大国家的经济发展伴随始终，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自“二十四史”之首《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到历代《食货志》，再到卷帙浩繁的“政书”“经世文编”等中的经济类文献，采用较为定型的编撰体例和大抵衔接的记述方式，汇聚而成传统经济史学的千载流脉。之后伴随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其逐步转型成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其典型标志就是现代学科的形成。

　　20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经济史学现代学科，经过百年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突破。国内研究队伍不断充实，分门别类的科研成果不断丰富，研究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也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若干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动力、理论、道路、模式及其历史演进等愈发成为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同时，中国经济学发展及其为获取世界学术话语权的努力，也迫切需要得到经济史学的有力支撑。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契机。

　　但也应看到，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学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史学还相对“冷门”。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史学研究有其特殊难度，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学理价值和特有功能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以致出现经济学的“贫史症”。譬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众所周知，而其反复强调经济史学重要性的告诫却往往被忽视——“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吴承明指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这就是著名的“源流之说”。他提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由此，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都将随着历史发展而成为经济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是“史”？今天的一切到明天就成了“史”，世间万事万物均不过时空坐标中之一点，都会随着时光演进而成为“史”。经济现象也好，经济学也罢，都会成为“史”的一部分。熊彼特给出了经典诠释：“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研究不断积累的经济史实与发展规律就是经济史学的两大主要功能：一是记述、稽核经济现象和发展史实及其轨迹，研究“是什么”；二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动能、理论与规律，诠释“为什么”。“史”使人明智，它在不断积累中增添新的“根”，延续经济学的生命。经济史学就是经济学的“根”。

　　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价值与现状

　　作为经济体量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明显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实践，对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具有重要价值。伴随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脚步，理论研究方法也从吸收借鉴逐步深入到立足本国社会经济实践、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特色发展经验与经济理论。基于充分发掘和把握历史资源，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价值体现在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建立自身的学术自信。中国经济史学以其独有的深厚积淀和学脉传承，成为创新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就现状来看，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前行，同时紧跟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的热点，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提供史实追踪和分析参照。例如“三农”问题及其解决、财税改革、产权制度、国企改革、生态保护、政府职能转变、可持续发展、医疗改革、养老保障等现实问题，无不成为中国经济史学溯源与考察的热点。

　　就研究风格来看，中国经济史学除了学科研究对象有所侧重，治学风格大致有三类，即侧重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风格，也可视为各有千秋的“三派”。历史学派注重史料，精于考据；经济学派强调经济方法，长于理论分析；社会学派重视经济的社会关联，着力于综合考察。这些是经济史学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体现，应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就研究成果来看，大体呈现“三多三少”的学术倾向。一是研究成果多而基础理论创新相对少。随着现实经济发展，经济史学的研究内容有较大扩展，加之对研究者科研考核等刚性要求，促使研究成果明显增加，但源头创新或基础理论创新研究还较少。二是有针对性或专门性的科研多而有深度的原创性综合研究少。专门性科研以特定对象为基础逐步深入，这是经济史学研究深化的标识；但有深度的综合性、交叉性、跨学科原创成果还不太多，故也不无“碎片化”之虞。三是紧跟热点、借鉴或模仿他人的研究思路、浅尝辄止的多，而甘坐冷板凳、经得起检验、有生命力的传世之作还较少。

　　这样的学术状况，除了归因于研究者个体或科研评价体系等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学科划分遭遇到新世纪学术发展的挑战，且非中国经济史学所专有。可以看到，现今若干重大问题均非某一个学科所能独自胜任。学术发展在越来越专门化、细密化、精确化的同时，交叉性、综合性、贯通性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鲜明的学术走向。

　　深化与打通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走向

　　“深化”与“打通”这两方面的走向在中国经济史学近年的发展中尤为明显。其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史进行量化分析，建立长时段数据库，以弥补传统研究连续性、可靠性数据之不足。这种利用定量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精密化、深入化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史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其二，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对象、内容和体系的拓展表现突出：简牍契约、方志笔记、诗词民谣、口述私记等史料的价值愈发受到重视；一些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和拓展，如民族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海洋经济史、比较经济思想史、民国经济思想史等；中国经济学术史、中国经济学史、中国经济理论史等新领域的开拓以及中国经济史学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等，推动科研发展步入一个新阶段。其三，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更加注重基于世界视域来研究中国，通过比较以彰显特色，置中国经济演进于世界发展长河中考察。其四，一些学者“学史兼治”，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深入经济史学领域，考察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与道路，探究蕴含其中的基础理论和话语体系。

　　再从经济史学内部来看，“经济史学”下设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大学科，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却也存在相互依存的特殊学理关联。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实际上，经济思想史恰是打通经济与文化最直接而独具优势的学科，它涉及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研究千年古国直至现今的经济思想与理论，也是国际领先的“国学”长项。史实证明，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最初一步正是由中国经济思想史迈出的。1911年清进士陈焕章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而此前约一个半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中已不乏中国因素。可惜，这些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史实并不大为国人所知。因此，打通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限，成为突破经济史学发展瓶颈的关键。

　　从学理层面看中国经济史学发展，也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一般说来，经济史主要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绩效；经济思想史则主要研究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和理论，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但经济史研究并非简单描述或还原经济现象，而是借助思想理论去研究经济运行的机制、绩效和规律，假如没有经济思想，经济史就失去了光彩；而经济思想又是历史上诸多经济现象与经济活动的能动反映，假如离开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两者在传统时代是不分的，近代以来随着学术专门化而分科。如今在学科分类愈发精细和深化的情况下，为了突破学科划分的局限，又要求打破分割、实现贯通。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史学发展走向的核心就是“深化”基础上的“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