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初的一天，郑天挺教授应邀来天津师专给历史专业的师生作史学报告。由于天津师专1978年恢复招生，当时历史专业仅有两届学生，不足百人，那时我刚上“大一”不久，能够聆听享誉史学界的大家作报告，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郑天挺教授是著名明清史专家，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那一年他已经80高龄。那天下午，郑老在师专校长何朔等陪同下，走进一个能够容纳100多人的阶梯教室，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郑天挺身体微胖，精神矍铄，看上去不像八旬老人，他讲话和蔼，语调不高，但娓娓道来，思维很清晰，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记得，郑天挺讲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问题，首先要尊重历史，历史不容篡改，也不能虚构，学史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态度，要严肃、严谨和端正，要树立唯物史观，多读史书，多掌握一手史料，平时要注意积累，研究历史问题要讲究“深、广、新、严、通”，也就是要挖掘史实，注重联系，提出新观点，证明新见解，论证历史问题要寻根溯源，弄清楚来龙去脉，要严格，不臆断，不附会，不回避问题，还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搞清内在的关系，达到融会贯通。他还介绍了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用卡片记述史料、史实的积累历史知识的方法。听郑天挺讲史那年，我17岁。令人痛惜的是，在我上“大三”那一年，郑天挺病逝了，但聆听大家的“那一课”，令我一生难忘。大学毕业那年，我又从津城的一家书店，买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清史简述》，这是郑天挺1962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的记录稿，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清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书中既有对清朝前期历史的基本知识的讲述，又讲述了清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问题。

　　聆听郑天挺史学报告不久，我又聆听了王玉哲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的一次辅导性讲座。那是1980年上半年的一天，王玉哲应邀来师专给政史系历史专业师生讲座。当时，王玉哲已近古稀之年，是南开大学教授，也是著名的先秦史研究专家，我所用的大学中国古代史课本，就是由王玉哲等多位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合作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上、下册)。所以，聆听所用课本的主要作者讲座，心里更感觉亲切。那天上午，王玉哲上身穿着蓝色的中山装制式的褂子，身体显得清瘦，性情温和，但很健谈。他既对如何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了辅导，还讲了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讲了甲骨文研究的价值和一些动态性的东西，并且阐述了他所坚持的“西周封建说”，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还给同学们介绍了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端的几个观点。尤其是中学时所学的中国古代史，封建社会开端是战国时期，经王玉哲阐述，西周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看来史学观点是有争鸣的，这种观点的争鸣，使我对史学问题的探讨产生了兴趣，也使我大学期间在学校阅览室阅读有关学报、学刊上登载的史学论文时，比较留心那些具有争鸣色彩的文章，通过这种带有倾向性的阅读，进一步了解了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端的“西周说”、“战国说”、“西汉说”、“魏晋说”等不同观点，了解到不仅王玉哲先生坚持“西周说”，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史学大家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阐述并坚持“西周说”。

　　上学期间，我还聆听了应邀来津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古文献研究专家刘乃和所作的一次史学讲座。这次听刘乃和教授讲史，是在师专校外，参加的学生多、规模大，为当时天津市设立历史学专业的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专等三所高校的学生和有关教师，就历史文献学和古代典章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行辅导性讲座。正值初春，乍暖还寒，年逾花甲的刘乃和教授声音洪亮，快人快语，把本来干巴巴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知识和需要深入研究的相关历史问题讲得条条是理，很具吸引力。除此之外，她还给师生们介绍了已故北师大校长、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治史方法。

　　此外，我还聆听过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漆侠的学术报告，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杨生茂先生讲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南开大学易梦虹教授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有关问题等。

　　这些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些前辈大家都已作古，但是他们的学识和风范，却在后学心中留下不灭的印记，并将“终身学习”作为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