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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上的一座光芒四射的里程碑。它是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

80年前，中国革命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葬送了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异常惨重的损失，使英勇的红军落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果断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党的斗争经验又告诉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面临着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影响的突出表现。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难度。因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即用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来指导中国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而突出的问题。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比较早地自觉实践并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极大热情解决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更自觉、更深刻地阐述并倡导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原则，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一种颇有欺骗性的表现形式：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鲜明地反对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虽然这时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等问题。因而毛泽东上述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蕴涵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样丰富的内容。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在这篇文章中、在上述重要观点中，已有了初步的而又是深刻的体现。第二，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和中间环节提了出来。实事求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这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用实事求是这样言简意赅的语言来表述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但在文中所阐明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原则，就是他在这里所坚持和倡导的“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后来毛泽东的许多理论著述，从《实践论》《矛盾论》到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已经提出的思想观点，从而为我们党奠定了一条更加系统完备、生动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党内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说过《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即指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毛泽东文章的正确观点也没有被这时的中央和全党所接受，反而在不久又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加系统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他们以为靠引经据典、照搬照抄这种最便当的最没有出息的懒汉办法，就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把中国革命引进了死胡同。正是通过血的惨痛教训，通过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的比较，使许多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擦亮了眼睛，终于认识和选择了毛泽东，认识和选择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顺利召开，并使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这里应当指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及其成果，是他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着力提倡和确立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培育了保证党取得胜利的优良学风。应该说在这方面的思想价值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远的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全面地继承和发扬的。这是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给我们提供的重要启示。

二

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的一个伟大成果。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得到了顺利贯彻，这不但保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也是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唯物史观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前提下，同时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杰出作用，二者是辩证的统一。毛泽东作为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娴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实际，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善于集中集体的智慧，因而他提出的思想和主张，能够切合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势。正因为这样，他总是比同时代的人站得高，看得远，在革命斗争中能够发挥核心和中流砥柱的作用。马克思曾说：“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历史正是在长期实践的比较中选择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这不但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而且也继续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把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作为我们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决不是主观的臆断，而是以客观的历史为依据的。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前后经历了28年，而以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与之后的14年作一个比较，其间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对上述论断的有力证明。

以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国革命14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充分表现了作为幼年的党所经受的难以避免的曲折发展，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第一次曲折是发生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仅有50多名成员，但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革命面貌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它富有朝气，勇于进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领导了工人运动，促进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并同国民党左派一起推动和领导了北伐战争，掀起了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形成了全国性大革命高潮。这时，党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几十个人发展到近6万人；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等也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索有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盟军、斗争策略和革命前途等基本问题。但党这时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当蒋介石的右派面目日益暴露，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处在中央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却推行限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以妥协退让来应对右派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屠杀政策下，到1928年上半年，有2.8万共产党人遭到屠杀，有约1万共产党员毫不畏惧地继续战斗，也有相当一部分在白色恐怖下丧失了革命的信念，另找出路，离党而去。中国革命迅即转入低潮。

第二次曲折是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开始了新的战斗。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各地武装起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农村，逐步走上了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斗争形势的深入分析，深刻总结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逐步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他深信，能够通过以农村为中心的斗争促进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而且这个高潮会很快到来，他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毛泽东这个预见作出之后的一年多时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在全国出现了反蒋抗日的热潮，这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出现的群众性的革命热潮。但由于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的中央机关，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左”倾盲动政策，葬送了这次群众性的高潮。尽管如此，在各地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同志的努力下，革命武装力量和农村根据地仍然获得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为中国革命复兴准备了条件。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使党在白区工作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之后，又直接插手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死搬洋教条，瞎指挥，终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农村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当红军长征会师陕北后，原来发展到30万人的红军减员到3万人，共产党员也由30万减少到3万，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血的洗礼。

而从遵义会议到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即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二个14年，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基本上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后，通过瓦窑堡会议顺利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抑制了国民党蒋介石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使敌后抗日战场逐步上升为坚持抗战的主战场。正是这一切新的因素，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当蒋介石把内战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时候，毛泽东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中国人民仅仅以三年多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800万军队，宣告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这14年威武雄壮、无与伦比的历史画卷，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书写而成的。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比较，充分反映了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历史。

三

遵义会议是党内一场大争论的产物，会议的伟大成果是对这场争论的正确结论。遵义会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深刻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首先，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要始终保持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就要保证自己路线的正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右的和“左”的错误对党的事业都具有同样的危害性。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任何只顾一头而抛弃另一头的思维和做法，都是错误的，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倾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要保持党的路线正确，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既不丢老祖宗，又要发展老祖宗。他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时，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指出他们要求的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他在南方讲话中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后来又提出“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的重要思想。这些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要在政治、思想和肌体上保持党的纯洁性，就要经常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遵义会议是一场正确的党内斗争，它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分清是非，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私利的党，因而能够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武器。毛泽东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事实证明，没有自我批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自律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没有批评，监督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成为一句空话。这样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正确性，就会失掉自己的生命力。共产党员一定要出于公心，勇敢地开展积极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随时扫除自己身上的灰尘，自觉接受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并敢于向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毛泽东说:“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且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我们党正是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传统和机制，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和意见，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错误，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只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并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党的肌体就一定能够充满生机活力，就能够割掉一切附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使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富有战斗力，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获得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

再者，要保持党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在政治上推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在组织路线上也必定是错误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就是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强行贯彻他们的错误主张。毛泽东作为当时受排斥的领导人，他既坚持党的原则，又遵守党的纪律，耐心说服其他同志，取得共同的认识。在遵义会议上，他为了等待其他同志的觉悟，避免发生分裂，有意识地避开了政治路线的分歧，着重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这样，既挽救了红军，又保持了党的团结。毛泽东的正确做法，逐步形成了我们党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里重要的是党内团结的基础，毛泽东说过，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