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召开“从‘八·一三’到‘八·一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上海”工作坊，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抗战时期上海的日常生活、政治、军事等议题进行了诸多讨论。其中，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郑潇博士利用上海档案馆所藏的原始档案对抗战时期上海法租界内的报刊审查问题进行了研究。

法租界的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法租界对传媒业的审查最早始于对电影院开办的批准。法租界要求电影院创办人遵守法租界的法律，涉及淫秽、危害租界治安秩序、道德和风俗的电影画面、歌曲、歌词不得出现在电影院中。而法租界对新闻报刊出版的具体管理，则始于“五四运动”之后。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海秩序混乱。租界当局认为，正是一些报刊不负责任地发布了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鼓动舆论，于是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对媒体进行管制。

1919年6月22日，法租界发布《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其中规定，未经总领事馆批准，任何人不能在法租界出版发行杂志、小册子以及华文报纸。另外，获得批准后，任何印刷品、杂志或报纸，在印刷后也必须要向租界巡捕房递交备份，否则不得发行。如果在法租界内，发行违反安全秩序和道德两项标准的内容，印刷商、出版物的主编、文章作者都会受到起诉和惩处。而在此前，法租界也已经致信工部局，指出除了在法租界出版、发行、销售的中国报刊外，那些不在法租界出版、但在法租界销售的中文报刊也需要接受法租界会审公廨的裁决。

1926年5月17日，法总领事纳齐又公布《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的修正版，对报刊审查强度加大，审查范围也扩大了。具体地说，法租界将出版物的范围由华文扩大到了所有的中外报刊，即使出版机构不在法租界的，想要在法租界出版发行出版物也要经过批准。1931年，法租界对报刊出版物的申请管理更加严格，11月23日，又一次出台了新的修订版，把预先缴纳保证金写入了《定章》。

另外，1930年法租界警务处改组新成立了政治科，专门从事报刊的审查工作，成为“法租界真正的权力中心”。

法租界如何进行报刊审查

整个抗战期间，法租界对报刊审查的制度和规定基本如此，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在不同时期，对新闻报刊管理审查的严格标准有所不同。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前，法租界对于宣扬共产主义的报刊管控严格。比如，1925年“五卅”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共产党人办报的热情，《公理日报》7月1日向法租界巡捕房提出申请，要求迁入法租界——因为《公理日报》是共产党报纸必须经过华界警察局检查原稿才能出版，因此遭遇停刊。对此，法租界经过审查，拒绝了这一要求。

另外，法租界对宣传赤化的中国报馆雇员也进行了严厉的宣判。比如，《中南晚报》和《市民公报》的编辑蒋裕泉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两名苦力被判六个月监禁。再者，涉及抹黑法租界、造谣诽谤的内容也遭受审查，然而这一审查标准执行起来却有双重标准，对日本人讽刺租界的言论，法租界管控得并不严格。

而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反对日本的爱国情绪在上海高涨，法租界警务处政治科对于新闻报刊的审查愈加严格。仅从其工作量来看，1932年的前10个月，政治科完成任务的工作报告和简报有532件，而1931年一整年他们完成的文件数量是242件，相比之下，多出了一倍多。1932年1月，法租界警务处还成立了搜捕队，所有的报刊被要求重新登记注册，任何违反法租界报刊管理规定的都不能继续办报。很多宣扬反日思想、包含讽刺法租界当局内容的报刊都被停刊——1936年，《中日论坛》因为发表了很多具有反日性质的文章，被法总领事拒绝在界内出版发行的申请；1937年，在上海发行量极大的小报《立报》因为刊登讽刺法租界当局的政治漫画被禁止在法租界发行销售，法租界内已发行的报纸遭受查抄。

1937年，法租界内有13家报刊因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而被关闭，9家地下广播电台被关闭。1938年在法租界提出申请登记的125家报刊中，获批的只有49家。而在这一年，警务处对书店、印刷所共进行了342次检查。任何稍许涉及中日言论的内容都会被法租界当局警告，甚至停刊闭馆。

汪伪政府如何控制租界报刊

1937年，日本占领上海华界，租界变成孤岛，企图控制上海报纸，希望舆论为日本侵华进行美化。然而上海主流大报几乎都在租界内，并且一致秉持抗日救亡的主张。如果没有租界的配合，无法实现这种舆论控制。当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了自身安危，秉持中立态度，日伪政权只能在租界内建立白色恐怖，使用暗杀、恐吓等办法打击租界报刊的新闻工作者。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全面占领公共租界，并完全控制法租界，由此也真正控制了上海的报刊和审查管理制度。12月8日，日军查封了《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中美日报》《正言报》《大美周报》等9家外商新闻机构，又查封了几家“外国敌对性电台”，并封闭曾在日本监督处登记过的28家民营电台。12月15日，《申报》《新闻报》以美国注册公司名义继续出版，然而却已经直接被日本侵华军报道部长秋山邦雄控制。

在汪伪政府管控下的上海报刊界，主流大报不是内迁，就是被日军接收，读者开始关注一些小报，因此汪伪政府把大量小报被合并为一家报纸，管控变得更加容易。另外，1943年1月成立的上海市新闻联合会，其成员多为上海主要报纸的社长、总经理和总编辑，他们确立了统一的编辑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对上海报业的控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从1942年到法租界被汪伪政府接收的一年里，法租界警务处完全成为伪上海政府的办事机构，应其要求协助查禁了多家反动刊物，没有任何独立之调查，没有任何独立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