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前，一艘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引领一个民族书写救亡图存的壮丽史诗；一百年后，红船驶过的地方，红色土地换了人间。

在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中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身先士卒、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瞭望智库推出#革命先行者#专题，缅怀革命路上的优秀共产党员。

今天，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感受以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和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报人们的上下求索，再现党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与时俱进的艰辛、光辉历程。

文 | 陈开和 陈建云 徐新平 陈信凌 郭小良 乔云霞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由瞭望智库授权综编自2021年5月22日在广西大学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研讨会”专场论坛，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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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先声夺人

文 | 陈开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在五四运动前后，北平已经成为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李大钊、陈独秀和邵飘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创办报纸杂志，撰写政论文章，指导新一代青年从事新闻研究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李大钊。

先从李大钊说起。

从1913年到1925年，李大钊（1889-1927）先后主编、编辑或指导出版的报刊近20种，为二三十家报刊撰写政论、时评、通讯、诗歌等300多篇，百余万字。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活跃于北京高校和新闻传播界，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

1916年8月15日，北京《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应邀担任编辑主任，但由于和控制该报的研究系政客汤化龙等的矛盾，他在9月5日辞去职务。在短短22天中，李大钊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撰写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号召青年勇担创造“青春中华”的大任，“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来“鼓舞青年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

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创立《甲寅》日刊，李大钊应约担任该刊编辑。此后半年多，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近70篇文章，其中包括对俄国“二月革命”后局势的一系列分析文章，为他在“十月革命”后进一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埋下了伏笔。

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采取“兼容互需”的藏书建设方针，引进大批国外进步书刊，其中有包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恩列著作和当时新近出版的其他研究社会主义的著作。他还积极推动有关书籍的中文翻译、编写及出版，使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国内第一所利用书刊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了重要准备。该研究会后来又建立“亢慕义斋”，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

【注：“亢慕义”是德文“Kommunismus”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亢慕义斋”即为“共产主义室”。从名字上看，“亢慕义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与成立本身的目的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起。】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先后参与创办《每周评论》杂志、《少年中国》月刊等刊物，引导《京报》和《京报副刊》《晨报副镌》的革新，在《言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1918年7月）、《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1月）、《新纪元》（1919年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等一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倡行“知识、诚笃、勇气”兼备的政论家素质和“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的办报要义。

陈独秀。

再看陈独秀的报刊活动与建党准备。

陈独秀（1879-1942）于1917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从上海迁到北京，到1920年2月返回上海，他在北京居住、工作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他逐渐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宣称，我国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围绕陈独秀形成了一批以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编辑阵营，这个阵营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密切关系。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回顾道，“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创刊，陈独秀任主编，他更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其评论文章成为后来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9月出狱后他的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同年12月1日，他发表《〈新青年〉宣言》，响亮提出了“民众运动，社会改造”的主张，表示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1920年1月，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演讲，明确提出自己对“平等”和“劳动”的信仰，主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

1920年2月，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赴天津，途中两人相约共同发起组织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

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五四前后，邵飘萍（1886-1926）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联系并不为人熟知。事实上，通过参与指导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以及《京报》的新闻报道和副刊专栏等，邵飘萍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邵飘萍。

邵飘萍在留学日本期间，即通过章士钊的介绍与李大钊结识。1916年回国后，他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两年，撰写“北京特约通讯”22万多字。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我国最早自办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同年10月创办《京报》，任社长。在五四运动中，《京报》的新闻言论和邵飘萍本人都对运动的进程发挥了重要而直接的作用。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邵飘萍担任研究会导师之一，研究会的首批学员就有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谭平山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

1919年8月21日，《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度流亡日本。其间他潜心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俄国新政府之过去现在未来》《俄国大革命史》《新俄国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等文章和著作，系统介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表达自己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同，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1920年7月，邵飘萍回国恢复《京报》，大量刊载宣传介绍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于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他也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一百多年过去了，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都已经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和新闻理念发出了先声，奠定了基础。为了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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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舆论矩阵

文 | 陈建云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编辑出版《新青年》月刊，同时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积极筹划建立中共组织。1920年5月，陈独秀把《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专号，唤起工人从要求资本家改善待遇到争得管理权的觉悟。

《新青年》杂志。

《劳动节纪念》专号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该刊已经转向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1920年7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决定将《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编辑部增加李汉俊、陈望道等中共发起组成员参与编辑撰稿工作，解除与群益书店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行，从组织上、经济上加强上海发起组对《新青年》的领导。

从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重新设计了封面，正中绘制了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刷新论说、通信、随感录等栏目，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引导读者。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新青年》也随之成为中共的理论刊物，彻底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同人刊物到党的机关刊物的转变。

【注：同人刊物是指由趣味、志向相投的自愿结合的独立小群体创办的刊物。】

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向导》周报，以满足二大召开后新形势下的宣传工作需要。《向导》是中共中央出版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由蔡和森、瞿秋白等先后主编，紧紧围绕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任务，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国共合作，指导工农运动。《向导》周报出版5年共201期，每期最高发行量近10万份，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开动新闻宣传机器对这场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进行造谣污蔑，设在上海租界的《申报》《商报》等又采取消极妥协甚至媚外态度，不敢如实报道事实真相。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办了《热血日报》，用大量篇幅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鞭挞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媚外的丑态，歌颂革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英勇行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热血日报》虽然仅出版24期就被迫停刊，但是为党经办日报积累了初步经验。

除了《新青年》月刊、《向导》周报、《热血日报》，党、工、青还在上海同时或先后创办了《劳动界》《共产党》《前锋》《中国青年》等报刊，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闻宣传阵线。

初创期党在上海的新闻宣传工作，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精英办报，奠基大业。

党在上海经办的报刊的主编，例如《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导》主编蔡和森、瞿秋白，《热血日报》主编瞿秋白，《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等人，均为早期党的领袖或骨干，同时也是卓越的理论家、宣传家，保证了党报的政治方向、理论品质和宣传效果。

第二，宣传主义，破立结合。

党在上海创办的报刊，注重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批判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相结合。《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后，一方面发表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李大钊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专论，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组织出版《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第8卷第4号）、《讨论无政府主义》（第9卷第4号）专辑，通过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为党的建立清除了思想障碍。这种“破立结合”的宣传手法，有助于民众澄清是非，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支持新兴的革命事业。

第三，联系群众，指导革命。

《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各地工人运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反映觉悟工人组建劳工团体的要求。《向导》周报在宣传鼓动开展工农运动的同时，十分注意总结群众的斗争经验，并对污蔑工农运动的种种谬论予以回击，保护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热血日报》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指出分清敌友、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建立平民武装，才能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热血日报》的经验总结，为反帝爱国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四，桴鼓相应，形成合力。

《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一份刊物，为安全起见，该刊不标明编辑、印刷、发行的地点，作者全用化名。不过，《新青年》逐期登出《共产党》的要目和广告启事，并为其提供稿件。借助《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巧妙地成为一份半秘密半公开的刊物。《前锋》与《新青年》《向导》等报刊，在宣传上声气相通，密切配合。

党在上海经办的报刊，互相配合与支持，形成了新闻宣传的“媒体矩阵”，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合力。

上海作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起航之地，孕育、诞生了《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等一批著名的党报党刊。党创立前后在上海的办报实践与经验，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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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独特风格

文 | 徐新平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创办并主编的第一个正式报纸，李大钊曾经称赞《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

《湘江评论》和青年毛泽东。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这一年，毛泽东26岁。这份报纸与《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劳动界》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第一批红色报刊。

第一批红色报刊(1915-1921)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都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创办起来的，主编们都赞同和接受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第二，报刊宗旨都是为了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科学的新思潮，唤起民众的觉悟。

第三，编辑们都开始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赞同和拥护社会主义学说。因此，在报刊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

第四，编辑业务和栏目设计上都有对《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模仿。

《湘江评论》出版的第二天，长沙的报纸刊发消息说：“《湘江评论》已于昨日出版了，内容仿北京的《每周评论》，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全用白话，很是精彩。”《新青年》也有“国外大事纪”和“国内大事纪”栏目。

第五，第一批红色报刊都属于“同人办报”。

以上是《湘江评论》与同期红色刊物的共性，它还有着自己的个性。

第一，一面世就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

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一期的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说：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

第二，拥有远大的眼光与地方特色。

胡适在收到4期《湘江评论》之后，于1919年8月24日《每周评论》的《介绍新出版物》中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

所谓远大的眼光，就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和世界当前局势准确深刻的把握。在《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两篇文章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创刊宣言》开篇就说：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唱，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所谓地方特色，就是专门设计了“湘江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栏目，专门报道和评论发生在湖南的事情。

1919年7月20日上海出版的《湖南》杂志说：“著论选材，皆极精辟，诚吾湘此前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

第三，毛泽东“消息中加议论”的独特观点来自于《湘江评论》的实践。

1931年3月，毛泽东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中说：

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疲沓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与他在《湘江评论》中的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

《湘江评论》中的“述评”文章大部分出自毛泽东之手。这些述评或杂评，针对当时的热点事件，述评结合，夹叙夹议，言简意赅。

例如，《湘江评论》创刊号“世界杂评”栏目中刊载了16条，全是毛泽东一个人写的。其中一条是：

各国没有明伦堂

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动了肝火。打电给岑伍，斥为“侮圣灭伦”。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哪里寻得出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泽东）

第四，体现了独特的“毛氏文风”：朴实生动、精辟有力。

《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写道：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指出：

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总之，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及其早期新闻活动，既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批红色报刊的共同特点，又有其独特的个性，是毛泽东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红色报刊一面世，就呈现出了与中国传统报刊不一样的特色和风采。

4

江西：负重前行

文 | 陈信凌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系统性、规模化、条块型新闻事业的先河。正是有了这种新型体制强有力的保障，中央苏区的新闻传播事业一空依傍、负重前行，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

位于江西瑞金市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第一，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准与政治意识。

根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文化水平偏低，基本上没有能力独立阅读报纸的特点，中央报刊都有直接组织或者引导组织读报活动的计划。《红色中华》报在第49期上的一个《特别通知》中，给该报的通讯员规定了五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五项任务是“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

《青年实话》还在第3卷第8号中开辟《文盲的学校》栏目，专门刊登一些扫盲的读物，以发挥报纸在知识与文化传授中的“教师”功能。编辑在该栏目的按语中说：“在消灭文盲运动中，往往感觉到没有适当的课本，本报以后将逐期在这文盲的学校中，供给各地一些教材写在下面，有许多字虽然字形差不多，字音和字义就完全不同的，不留心学习的话，你往往在写书信或文件中，做出许多错误来。”

第二，掀起了苏区共克时艰的运动浪潮。

红色苏区一直是在以国民党政府军队为代表的各种敌对武装势力的围困下生存的，而且这种围困还时常表现为大兵压境、步步相逼的“围剿”。在这种严酷的情势下，苏区的报刊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首先，投入扩大红军队伍运动。在扩红运动的宣传上，苏区报刊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形式多样，声势宏大。其中，除了一般的新闻报道外，还有社论、文件、漫画、工作总结、公开信函等，往往是以整版的形式出现，还要加上醒目的通栏标题。这类标题具有标语口号的特点，可以带来较大的声势。

再者，推动节省经济、退还公债运动。这两个运动一直持续地展开，没有停歇，苏区的报刊投入其中，倾力助推。《红色中华》报更是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在第58期刊发了《本报号召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一文。

第三，积累了系统管理传媒的经验。

媒体的设置与布局，是媒体管理的基础性环节，能够充分体现媒体管理的制度性特征和整体性理念。中央苏区报刊只经过五六年时间，便从20种猛增到200余种，报刊设置的总体特征是：纵横布局，错落配置。

从纵向方面来看，当时的苏区根据行政的层级进行报刊的系统布局，呈纵向贯通与延伸，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就横向的特定层级而言，各个具体的报刊分别归属于不同的系统或机构，拥有各自办刊办报的目标、定位与受众，相互之间的区隔很清晰。

对于报刊的具体引导与管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大多非常重视，他们往往直接发表文章，对新闻业务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或者针对报刊出现的一些现象，提出自己的引导性评析与推断。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毛泽东的《怎样办〈时事简报〉》，张闻天的《关于我们的报纸》等。

第四，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新闻理念。

支撑与引导我国新闻实践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其出现与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累积与演化的过程。可以说，苏区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在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方面的探索，对这套理论的定型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首先，苏区的报刊都有为党和苏维埃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自觉性。李富春在《红色中华》报办报百期纪念的时候，特别从这个角度予以充分的肯定：“它根据党和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和口号更具体的宣传和号召广大群众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得到了千千万万群众的有力回答。”

其次，全党办报的观念在苏区时期基本成型。张闻天强调：“每一个同志，尤其是党的干部与党的指导者，阅读党报，给党报做文章是他们的实际工作与领导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苏区时期的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在报纸上开展新闻批评的重要意义。《红色中华》报的“突击队”“铁棍”“铁锤”等栏目，《青年实话》的“轻骑队”，《红星》报的“自我批评”，都是专门发表批评性文稿的园地。

中央苏区新闻事业为了一个新生的工农政权的生存竭情呼号，其所展开的全部探索与实践，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笔精神遗产，为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源泉与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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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改版改革

文 | 郭小良 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也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祥地。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快速发展、新闻思想逐步成熟、党报理论形成，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也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祥地。

第一，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新闻宣传体系。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便在保安（志丹县）复刊。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后易名为新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至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起了以党报为主，报刊、通讯社、电台三位一体的新闻事业体系。

1941创刊于延安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20年来领导党报工作经验的全面总结与创新，揭开了中共党报史上的新篇章。此外，中央级或者具有中央级媒体性质的还有《解放周刊》、诞生于延安王皮湾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等；边区级的刊物有《陇东报》《大众报》《关中报》《三边报》《边区群众报》等；县级报纸有《延川报》《米脂报》《群众生活》《农村生活》等；乡一级主要传播媒体为黑板报、壁报。

由此，中国共产党从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探索、建立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新闻宣传体系。这一体系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铸定模式的意义，对今天新闻媒体层级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党报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改革。

《解放日报》的改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改版在报纸的群众性方面解决了一定的问题。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对《解放日报》作出新的决定，指出《解放日报》“未完全成为中央的机关报”。于是，改版的第二阶段集中解决增强报纸党性的问题，将党性、人民性、组织性、战斗性作为基本遵循，并一统于党性。

从1942年4月1日发表社论《致读者》开始，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解放日报》用1年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一张“不完全的党报”到一张“完全的党报”的转变，完成了从“清凉山人办报”到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日报》的改版，带动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报和军报的改版。以贯彻中央《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以中央党报《解放日报》为榜样，各报社陆续开始了积极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具体革命环境的结合。

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原理、重要原则、重要理论成果的形成，均与这一次大规模、多层面的报纸改版活动相关。

第三，建立纵横交错的信息传播网络。

根据1944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对外公布的数据，边区辖有延属、绥德、关中、陇东、三边5个分区，31个县（市），214个区、1254个乡。其中，包含人口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地广人稀，人口分布不均匀是其主要特征，加之交通极为落后，严重制约新闻事业的发展和信息的有效传播。

中国共产党依靠有效的组织体系、高效的发行队伍、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克服了以上困难，实现了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建立了边区—分区—县—区委的层层归属的纵向组织结构；党报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发行部和通讯员网为覆盖的横向体系。这样一种纵横交错、控制力极强的新闻宣传工作管理体系是对边区地广人稀、交通滞后最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另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宣传工作的过程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和正规的新闻高等教育，以及通讯员工作的创新性开展，为新闻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新闻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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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繁荣发展

文 | 乔云霞 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移北平，这１年10个月构成了中共党史上的“西柏坡时期”。共产党人负有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一身兼二任的特殊使命，在历史转折时期形成了西柏坡精神，即“赶考”精神。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党中央对解放区的部队及行政编制做了合并，对新闻机构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合。

革命圣地西柏坡。

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与晋察冀总分社合并，成立华北总分社。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与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合并，出版新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

1948年6月15日，合并后的《人民日报》用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报头，刊登了社论《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代创刊词》，在平山县里庄正式创刊。报社一边向土改区、战斗一线派记者采访报道，一边办培训班，培养办报的新人。

1948年5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从涉县沙河村迁至平山播音，发射功率是延安台的十倍，信号覆盖南京、上海甚至欧美地区。广播电台报道了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广播的结束语均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因此，共产党在新闻舆论战中做到了以我为主，先声夺人，用主渠道的消息占领新闻宣传阵地，从而使战时新闻宣传形成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舆论定势。

这一时期也是英文广播的重要发展期，广播承担起对外宣传的重任，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对新解放的城市，都利用敌人的设备迅速建立了广播电台。

1948年10月，中央加强了对新华社的领导，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总编辑，并决定抽调一部分业务骨干在西柏坡集体办公。新华社集编印《参考消息》、通讯社、广播电台三重任务于一身，以新闻发布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成为党中央最信赖的“新闻发言人”。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从山西五台山前往西柏坡的转战中，途经晋绥地区，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从全党和全局的高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党报性质任务和功能作用、办报方针原则和策略方法、报纸风格及新闻工作者作风，以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有关党的新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他亲自动手写新闻、写理论文章，由新华社向外播发，供报刊、广播所用。

仅在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评论、述评、广播稿和消息等作品就多达17篇。

西柏坡时期，新闻媒体的形态更加丰富。《工人日报》《解放军画报》《中国青年》《人民邮电报》等行业报和专业报刊繁荣发展起来，向着北平蓄势待发。1947年11月12日，中共第一张城市党报——《石家庄日报》的前身《新石门日报》创刊。194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就城市党报的读者对象、消息报道及报纸副刊等问题，提出了原则性意见。

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有关部门在平山县陈家峪举办了一次培训班，叫做“华北记者团”，刘少奇在培训班上的讲话，即《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成为经典文献。其一，以政治家的视野认为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其二，提出新闻工作者应具备四个条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修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其三，对新闻报道提出了“真实、全面、深刻、精彩”四项基本要求，特别强调新闻的真实性。

这一时期的新闻实践构筑起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框架。党的新闻事业迅速发展壮大，成就了新闻宣传配合中心任务、履行历史使命的最优秀范本。其间的新闻实践则生动记录了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和三大战役，传承了红色基因。“两个务必”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拒腐防变、艰苦创业的告诫，同时也构成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根基与灵魂。

【注：“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原标题：《北京、上海、长沙、江西、延安、西柏坡，做对了什么？》